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自在、时尚，他人的看法不会是束缚他们的绳索，他们按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他们很“IN”(时尚)。和以往的年轻人相比，他们身上似乎又多了些与传统理念相抗衡的东西。他们说：“我们引领的是时代的主潮，我们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青年。”

　　多考一分都是浪费

　　“60分足够了，70分对我来说是奢侈”，武汉大学’98新闻的谢学军一脸坦然地对笔者说，“考试只是检验一个学生对书本知识掌握程度的手段，而不是断定一个人能力的尺度，学生最重要的在于培养动手能力、社交能力、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书本知识为实际能力作了一个积累，但决不能代替实际能力，所以对书本知识的考察，60分就够了，我重视的是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个人能力。”虽然自己是应试教育的幸运儿，但在谢学军的话中，我们感到了他对应试教育的不满和忧虑。

　　同样是“60分万岁”，我们还听到了不同的解释。在北京一些著名高校的院系中，有的教授治学严谨，有时在考试中，一个班的最高成绩也只有80来分。“及格万岁，是我们知足长乐，安慰自己的方式，现在的学习压力这么大，如果不想开一点，以后就没法面对社会竞争了。我发现我拼命学也只有这么多分，我随便学学，有时也可以拿到这么多分，既然付出全部的精力和付出一部分的精力得到的结果都一样，我还不如把这些时间拿出来干自己喜欢的事，给自己一个多样发展的空间。”一位同学说起来时，似乎颇有些无奈。

　　“60分万岁”的口号早在80年代就有人喊出，一位已经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的先生坦言：其实，那时的年轻人在实际中照样刻苦学习，力争拿高分，只是在没拿到高分时，才“阿Q”式地这样说。“大学生在80年代时是国家计划内分配，毕业时成绩的好坏显得不是特别重要，反正国家总会给你安排个地方，而且单位也必须接受你，所以当时不是很重分数，弄个及格就能拿到毕业证，也会有个工作，何必那么拼命，分分必争。”现从事教师工作的一位老师对笔者说。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教育系主任王建平说：“这是一个怎样评价分值含金量的问题。社会评价和选才的标准在变化，以成绩论英雄的年代已经过去，例如，现在的用人单位往往在招聘时强调要有实际工作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就会想，实际能力究竟是在怎样一种基础上的提高，与其死啃书本，不如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而且更实用。大学由此只是他们头上的光环，他们没有意识到大学四年的积累是他们日后发展的深厚底蕴，而只考虑到眼前的利益。”

　　只与能给我带来经济利益的人做朋友

　　笔者在采访中发现，在迅速变化和发展的时代面前，年轻人的交际内涵正不断拓展和丰富，一些传统的交际格局渐趋退化，代之而起的是更具有时代特征、更表现个性的崭新的交际趋向。

　　也许市场经济环境孕育着当今青年男女的经济意识，他们的交际活动也围绕着经济利益而展开。在这种交际关系框架下，不少年轻人无论是面对谙熟的友人，或是新结识的朋友，似乎都在寻找着“商机”，拓宽能给彼此带来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在这些人看来，现代人的交际应该是务实的，也应该有经济头脑，寻求能让双方带来收益的经济生活途径。

　　王勇是一位经济意识颇浓的青年，他的交往原则很鲜明，即以经济生活为中心。在此主题下，他与身边新老朋友的交往活动，多与经济利益有关。“我的朋友绝大部分都是在生意场认识的，我曾利用业余时间搞过房地产信息传递、广告生意的中介，以及风风火火的营销，这些都是与朋友们合作的成果。人际关系掺合着一种经济利益并非不好，因为在现今环境下，总得要做些与利益相关的事。即使我和朋友在交际中不做这些事，我们也会常说些与经济相关的话题。至于人品、性格，我都不考虑，我重视的是他的职业和身份给我带来的利益。”

　　这种朋友也能算得上朋友吗？老一辈的人们觉得这种交友方式不可思议，朋友是自己的镜子，朋友是能互相促进，互相帮助的人，在最紧要的关头可以在自己身边帮助你的人。可是这样的朋友，在你困难的时候，可以指望吗？“年轻人的这种思想带有浓重的功利色彩，朋友是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相互帮助、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一种信义关系，而不能是纯粹的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关系，这样的友谊不会长久，这样的择友标准也不为社会所认同。”王建平对新主流青年的择友标准存有异议。

　　我为自己的兴趣打工

　　就在政府和有关方面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趋难颇感忧虑时，不少年轻人早早就递上了一张“不就业申请表”，为自己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据了解，这些对就业说“不”的毕业生约占应届毕业生人数的2%。

　　毕业的时候，郭亮没进单位，按照户籍管理规定，他被打回了街道。带着户口簿去街道办“打回”手续，民警捧着他的硕士学位证书爱不释手，迟迟不愿在他的户籍材料里写下“待业”两个字。民警一脸惋惜，郭亮却仿佛终于获释，掩饰不住心中欢喜，因为待业的日子他已等了很久。郭亮现在的身份是自由股民，在很多旁人看来，他走的不是正途。郭亮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之所以学计算机，是因为我喜欢，我还有其他爱好，还有其他能力，为此我还想做其他事情。至于为什么要做股民，那是我其中的一个兴趣，对我而言，炒股是个相对公平的数学游戏，在游戏中，金钱是奖品，比的是心智，不涉及我不擅长的人际关系。”对于正途他还有这样的看法：“它是条阳关大道，但和整个世界相比，一条路总是太窄，而且太多人争着往里挤，对此我并不喜欢。”

　　身为人师，并已为人父母的王建平教授谈到这点时似乎有些激动：“这怎么成？学习就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否则学习干什么？父母辛辛苦苦把你培养大，就是让你能在受了良好的教育后能找到个稳定的工作，有条件开始独立生活，孩子也应为父母多想一点，光图自个好玩、开心，去干那些风险大、没有任何保障的事，让家人操心，又没什么收获，能正正正经经做点事，为什么不？如果真喜欢炒股业余时间不也可以干吗，为什么以这个为职业呢？”

　　王建平教授同时认为，对毕业不就业一族应一分为二地看待：“现在的大学生在选择上更个性化，更理想化，浪漫化，他们自由地为自己的人生设计方向，但在这个选择过程中过多地考虑自己的权利，而没考虑自己能为社会做点什么，对传统文化中责任感的背弃或丢弃是产生他们这种选择的深层次的原因。当然，我们也不能说，炒股、办乐队就没有为社会做贡献、在社会多样化的背景下，个人实现价值的标准也在变更，体现自身价值的方式也呈多样化。”

　　专家眼中的“新主流”青年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抱着极大的理解和宽容看待“新主流青年”，比如他认为“新60分万岁”现象很大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教材更新速度太慢，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每五年更新一次，学生从课本中学到的知识和实际脱节，这使他们不愿意为那些陈旧的知识费工夫，他们更愿意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和社会接触紧跟社会发展，这种取舍是明智、合理的。”但他同时指出年轻人也应力争找到个人兴趣和社会需要的结合点来更有效地回报社会。

　　郗杰英认为，这些年轻人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务实求实是他们的特征，这个特征也正是社会进步所不可缺少的，也许有些时候他们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选择方式带有太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但我们不能苛求他们都是一个模式，时代变化了，我们当然没必要拿旧时的标准衡量和评价他们、更不要指责他们，我们该做的是在充分理解和包容下引导他们。至于他们所特有的缺少责任感、以自我为中心，欠缺成熟和理性，这些都可以在时间的流逝中，经过个人经验的积累、个人的体验达到自我修正、自我完善。

　　“新主流青年是优秀的、可爱的。他们敏锐、独立、真实，富有创新精神和求实精神，这是时代所赋予他们的，也是时代所需要的，他们应该为我们的时代所信赖，也应该被更多的人接纳。”郗杰英满怀信心地对笔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