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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团  蒋诗雨  摄

‍‍‍‍‍‍‍‍‍‍‍‍‍‍‍‍‍‍新闻网讯（记者团 刘星言）11月18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做客我校第2148期人文讲座，以真实细致的案例、幽默生动的语言，向在场听众分析比较了抗战时期的国共军队。

首先，王奇生指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战术。国民党选择的应对战略是“心理战”，蒋介石在日记里明确指出他要强硬一次，以期日本会软弱。而毛泽东则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提出了“持久战”的论述，并将其上升到战略高度。

“毛泽东也认为中日两国实力悬殊，但是日本的缺点是小国寡民，而中国的优势是广土众民。这一点就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全面占领中国，顶多只能占领城市和交通要道，中国不会亡国。”

王奇生认为毛泽东能从同辈的一群知识分子中成长为领袖十分不易，《论持久战》是奠定毛在党内领袖地位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结点。 

“其次，国共两党对党群关系建设的重视程度也不同。”中共依靠群众力量，其最终胜利与土地改革有直接联系，到了1947年，中共30%左右的兵源来自于翻身的农民。‍‍‍‍‍‍‍‍‍‍“这主要和中共与农民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以及由感恩心理带来的兵源供应有关。”王奇生解释道。‍‍‍‍‍‍‍‍‍‍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军人出身的蒋介石过分看重军事，忽视党建和群众基础。抗战爆发以前，国民党政权基本浮在县级以上，县政府的正式编制只有7到10人，县长的平均任期只有8个月，导致人口普查一直被搁置。截止到1927年蒋执掌政权，国名党和中共两党党员人数相差甚远。

除此之外，中共的征兵机制比国民党明智灵活许多。中共在抗战后期兵源、军备的壮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伪军，这得益于中共灵活而接地气的战略。“中共尽量去俘虏伪军而不是直接打死，而且强调有意放走伪军将领，让他跑回去重新组织武装，等他又壮大起来为你提供新的兵源。”王奇生风趣地调侃道，“八路军、新四军和伪军其实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

而国民党军队依旧依靠强制抓壮丁获取兵源，又因户籍制度不完善，无法具体查个人，导致逃兵比例可高达50%。

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国共双方对彼此的了解程度，即情报获取量之间的差异却相当悬殊。讲座最后，王奇生围绕国共两党的组织严密性进行了生动的解释，国共两党党组织严密度直接影响到彼此的判断与了解，而正是这些差异，对之后战略安排和其他军事安排影响重大。

讲座结束后，现场学生对此次讲座称赞不已。管理学院研究生二年级的兰潇在听完讲座后收获不少启迪：“从个人方面来看，毛主席的写作对他后期的战略政策还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也应该学习。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先进性，现在完全能理解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在社会学院15级学生张轩鸣看来，王奇生教授所讲的内容既有趣味性，又为听众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学视角：“我们看历史，不仅要以一种宏观的全球史观、革命史观等，还要去关注个体所处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