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郭哲良 摄

■记者团 付强

欧洲近代中国观经历了怎样的形成和演化？中国人究竟要怎样实现自我认知？9月14日，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于亭和华中大学子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何为“中国”

怎样解释“中国”？讲座一开始，于亭就从掌握史料和史实分析角度明确介绍道：“中国”是一个被不断地形塑、认同、加以定义和持续认知的概念。“从传统的文化心理角度来看，中国离不开汉语和汉字，儒家文化成为其典型文化符号，大一统的王朝周期构成了不少近代欧洲人对中国的直观印象。”

海外异域在历史上逐渐形成了对于“中国”和中国事物的想象，这种观念受主体自觉的需求驱使，某种程度上是文化主体需求的映射。对于这种经过加工的知识、集体想象和在此基础上的文化诠释的混杂物，于亭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阐释了其产生和发展的合理性，同时也指出这样一种经由西方现代性演化而来的意识形态，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人的自我认知。

“中国的科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水平，为何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难以产生近代科学？”“在西方看来最先进，甚至至今仍被英国延用的科举选拔制度，为何在中国难以发展出现代社会及官僚治理体制？”……这些关于中国的提问，至今仍然没有合适的解答。

欧洲“中国形象”的变迁

    16世纪以来，广袤无垠、财富充盈的中华大帝国形象在欧洲大陆流传开来，中国形象被加以不同的描述。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财富的向往让新航路的帆船驶向遥远的东方。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启蒙思想家更是将中国美化为儒教“乌托邦”，“学者治国”和“开明君主”成为遥远中国的代名词。

    马可•波罗究竟是否到过中国？这似乎并不重要，但是他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对后来新航路开辟的影响却不可忽视。于亭展示了蒙元时期欧洲人书写的东方世界，辽阔强盛、财富充盈等奠定了其主基调。葡萄牙人建立中国落脚点，传教士得以逐步深入内陆，因此，由传教士所描绘的中国印象成为当时西方中国观构建的第一手资料。

    明代万历年间罗明坚、利玛窦入华，康熙初年汤若望、南怀仁在朝廷获取官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遣的国王数学家……不管是在中国获得赏识重用还是饱受屈辱，部分传教士向西方传递的中国景象清一色全是和谐昌盛。

    在于亭看来，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其实是不尽相同的。一部分拥有高度的人文素养和思想关怀的传教士们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典籍，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纪年——这对始终忠诚于圣经编年学的西方社会冲击极大。西方启蒙思想家通过概念置换建立起对东方的想象。

模糊存在的“中国观”

18世纪到来，理性思想伴随着工业革命蓬勃发展，西方社会工业化步伐加快，中国制度与欧洲新理想形成巨大反差，有关中国的美好形象被逐渐颠覆。于亭介绍，英国先后派遣使团试图与中国建立双边贸易关系，而自恃天朝上国的清廷几番拒绝，这般种种促使欧洲对中国的梦想破灭，中国成为有利可图的土地。

欧洲现代世界体系背景下的中国印象，几乎完全被欧洲所言说，发言者丝毫不需要有任何的良心不安和自责，只需借助落后景象表现“文化自豪感”。

近代欧洲的中国观一直在演变，外国形成的中国观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判断。于亭综合历史演变分析认为，目前中国逐渐跳跃出粗暴式的物质发展，但是在自我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方面，缺乏对历史的梳理。

于亭说，要想实现文化复兴自我认知必须要有完整的历史解释，也希望大家在重视技术的同时，更要重视这些“抓不着、摸不到”的文化问题，“这关系到中国人和中国命脉，技术永远买不到历史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