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见习记者 黄悦鑫 李林蔚

《西游记》曾经让玄奘高僧的形象深入人心，同样的，霍建起导演的《大唐玄奘》以影视的视角刻画了玄奘高僧的取经之路。文学与宗教一样，每一位作家都走在自己的文学“取经之路”上，11月9日，我校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举办的第十季“春秋讲学”系列活动之一，由作家迟子建主讲的华中大人文讲座举行。她用温暖的语言讲述了自己的文学取经之路。

七点，迟子建女士在大家的热切期盼中出现在华中大人文讲座的讲台上，洋溢着温暖与感恩的迟子建说：“我去过很多大学，但是这个大学给我的气氛，对我的信任和热情，让我特别感动。”

飘雪的北方是灵感出生的地方

迟子建出生在大兴安岭，中国最北方的村落——北极村，一个半年都在飘雪的地方。

“11月地上已经披上了冰雪的铠甲，这时我们就会烧着炉子，喝着茶，在炉子上烤土豆片，我就扎在大人堆里，听老人讲鬼神故事。” 言语间，迟子建温暖的表情透露她了对家乡、对童年的无限的怀念。

在迟子建看来，这些民间的神话传说就是小说的内核，那些舍弃了这样的核的小说，多半是软柿子。虽然甜，却很寡淡，没有嚼头。闯关东过来的祖辈把鬼神故事带到了冰雪之地，而这些故事却给了迟子建持久的影响，成为她最早的文学启蒙。

大兴安岭还生活着游牧民族鄂伦春族和鄂温克部落，“他们信奉万物有灵，什么都是有灵的。”当地流传的鬼神故事和当地民族原始的宗教崇拜对迟子建的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迟子建淡然地说：“或许在唯物史观占据着大家心灵的今天，大家觉得这些神异是太荒谬的，但是这是文学的一部分，是我小说想要开掘的部分。”

鬼神故事给迟子建的作品带来了一种超验的色彩，“我总觉得离去的人只是去了一个另外的空间，他们用着其他的方式与我们沟通。我想，如果科学可以证明，灵魂果然有重量，那将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2000年，迟子建等人去往挪威访问，在挪威作曲家格里格故居访问时，主办方为他们邀请了钢琴家进行演奏，说到这里，迟子建动情地哼起了悠扬的旋律。演奏时，迟子建发现大厅露台的门时不时地会自己打开，“仿佛格里格想要听自己的旋律，从露台上推门而入。”这种奇妙的感觉催生了迟子建的《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

“没有深厚的文学家底，也不是什么名门之后，”这些鬼神故事和当地民族的原始宗教，成为了迟子建作品生根发芽的土地。

看过自然万千，自然懂得苍凉和温暖

在大兴安岭，自然实在是壮阔的。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是植物和动物的天堂。

大兴安岭的冬天是漫长的，每年寒假，不管什么样的天气，迟子建都要随父亲上山用手推车和雪爬犁拉烧柴。这是令迟子建很难忘的一段回忆，因为痛苦，也因为漫长。大兴安岭的春天是短暂的，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一闪即逝。

 “春天会去摘映山红，然后家里的酒瓶子、猪肉罐头瓶子、废弃的猪食槽子里全都插满了花。我很喜欢能结果的花，当时山村小学的后面就是一片树林，每次课间操我都会溜走，溜到树林里，摘上小半兜果子然后吃一节课。”迟子建泛红的脸颊上透露着少女般恬静而温暖的笑容

大自然是多变的，那些来不及被人欣赏、被人采摘的花总是会不经意的凋零。“人的命运和大自然一样，都是多变的。”在迟子建的家乡，家家户户门前都会摆着棺材，这些棺材，在她儿时稚嫩的视角下，代表着葬礼、灵堂，它们给迟子建幼年的心灵带去的创伤是无法磨灭的，“我很早就知道，人生是有终点的，死亡有时候是突然而至的。小时候的同学因为痢疾打错了针，便离开了这个世界，这种死亡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阴影。”

的确，悲凉之物从来不曾远离我们，可是迟子建却在不断寻找着丝丝缕缕的暖。在她看来，在自己作品苍凉的背景下，暖是需要水到渠成的。在《白雪的墓园》中，迟子建写到了自己父亲去世时的真实场景。

母亲看着父亲闭上的眼睛，流下了隐忍的泪水，“那一刻，我发现我妈妈眼睛里有一颗红豆，我们一直以为她的眼睛出了问题。后来，妈妈一个人偷偷去墓地寻找还未立碑的墓，回来时，妈妈说：‘走到你爸爸的墓面前的时候，我的心跳的和在其他墓前不一样，我知道这就是你爸爸的墓。’”迟子建发现母亲说这话时，眼中的红豆消失了，就仿佛是父亲化作了红豆，迟迟不肯离去，直到看到母亲前来，才放心的离开。说到这里，迟子建的眼睛里星河荡漾。

也许这样的故事是温暖的，但对于迟子建来说，苍凉才是它原有的样子，温暖不过是她不停的寻找，不过是水到渠成。“父亲和爱人的早逝让我觉得人生非常苍凉，人生的春夏秋冬与大自然的风霜雨雪是如此契合。在我生活的这篇土地上，我看了生，看了死，又看到了春天。这些死去的植物照样在春天会发芽。”

女性不是一种标签

“有些批评家总觉得我的作品当中女性色彩不足，我尊重所有批评家的意见，但是对这种善意的批评我持怀疑的态度。”迟子建略带严肃地说。

迟子建认为，男女的关系就像太阳与月亮的关系，紧密衔接，各有各的光芒，各自照耀各自的天空，谁也不能取代谁，谁也不能打败谁。“女性与男性最大的区别在于女性在生育过程当中对生命有了最直接、最鲜活的认知，从爱生活和包容的角度来说，女性可能更浓烈。” 

“我不喜欢对作家有性别的划分，因为任何性别的划分都带着傲慢与偏见。” 在迟子建看来，这些写女性的作品应该是各自情感的自然流露，而不是为自己贴上女性的标签。但是这需要女性有思想，有心灵上真正的自由，而这个社会也应该给予女性更多平等的与男人同出的发展空间。

这些年一些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让迟子建深深地失望过。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无灵魂的女性形象让迟子建痛心，也让她感念元曲中坚贞不屈的女性形象，带着那个时代的高贵和天性中的美好。

《苏菲的选择》中，苏菲在纳粹集中营里，只能选择让她的一对儿女中一个存活。“很多人认为苏菲交出女儿赴死是因为男尊女卑的观念，可我却觉得那是因为苏菲作为一个女性她知道女性是更有牺牲精神的，她希望自己的女儿和自己一样。”迟子建的声音铿锵有力，饱含着崇敬和期望。

记者团 刘超群 孙啸峰 摄

走出去的文学不能忘了走回来

迟子建回忆说，2000年自己在火车上遇到了一对老夫妻——一个老年痴呆的男人和他的妻子。他们是要坐火车去男人工作的地方印手印证明自己还存活在世，以便发放退休金。

迟子建对印手印深有同感，当初去参加伦敦书展的时候，迟子建在北京印下的手印却无法让她通过验证进入英国。“其实这种藩篱一直存在着，这些弊病也不是我们独有。”

    走出去固然是好的，但不能跟风。在爱荷华大学，迟子建与刘恒看了很多各个国家的电影，但是那些电影的题材都是同性恋题材。这让迟子建觉得跟风的现象是真实存在的。

迟子建认为，在个性化的文学写作中，走出去固然好，但是文学不能忘了走回来，走回生养我们的土地和民族。“小时候我以为世界只有这个北极村这么大，长大了走过很多地方才知道世界原来这么大，但走了更多的地方才知道，对于我来说，我的生活就只有这个北极村。”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的艺术创作者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包容的心态、独辟蹊径的勇气，更重要的是人文关怀，走出去是必须的。但是走回来，也就是珍视我们的内心、珍视我们的文化传统、珍视我们脚踏土地的丰饶与贫瘠、阳光与阴影，才能不至于让文学丢失自我。

玄奘的求经路，取来的是万人传颂的经文。但是对于文学来说，是各念各的经。“我不知道自己的经是不是对大家有一点点的启发，我从大兴安岭开始，到了很多地方，看过山川河流。我知道写作这条求经之路是没有尽头的，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壮阔，这是一条灿烂之路，也注定是条艰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