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林璧彤 彭辰辰
4月11日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贾平凹来到华中大东九教学楼D306给中文系的同学上一堂课。我校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承办的春讲也由此拉开了序幕。10点10分开始的课堂，人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15级学生陶冰晴早在7点29分就来到了教室。不到10点，教室门口已经被学生们围得水泄不通。10点5分左右，贾平凹在人群的簇拥下，缓步走向讲台。
贾平凹脸上没有热情的神情，然而看起来有一些害羞，上台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也不会讲普通话，就用陕西话来给大家讲吧。”此时场下立马有同学用陕西话回应：“听得懂！”。贾平凹昨晚特地为今天的课写了一篇讲稿，“我在单位当领导，就算在十来个人面前讲话，我也要写稿子。这一生两件事老困扰我：一是人长得丑陋，二是因为口音说不了普通话。但是普通话是普通人讲的，所以我就不讲了。”听到这里，教室里的学生都忍俊不禁，课堂气氛一下轻松活跃起来。
“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
课堂正式开始后，贾平凹的语气很谦虚：“我就随便说。这个文学，现在被边缘化了。许多人都怀念上个世纪80年代，当年文学特别热；一个作家可以一夜爆红，一篇短篇小说能让全民阅读。主要是当时的文学有种新闻元素，但现在媒体发达了，文学就是纯粹的文学了，变成了一小部分人最敏感的活动。”在他的眼中，这个时代传奇却也诡异，没什么不可能发生。“或许是我年龄大了，我经常坐在我窗前发呆。我看到了高楼、广告牌，但是我感觉非常新鲜和惊奇。现在人们都在讨论‘减肥’这样的话题，但是追求这个美，能健康吗？整容也让大家都长得像画册里的人物一样，再漂亮走在街上也没意义了。”在贾平凹看来，现在的文学也是这样，文学也有了危机。“现在的作品太精巧华丽，像清代的景泰蓝。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现在看来可能很简单，但他们有力量。”
贾平凹解释到，文学本质上就是围绕着“写什么”和“怎么写”发展的。“中国社会在娱乐，在消费的时候，在中国有危机的时候，我们与其强调该‘怎么写’其实更应该强调‘写什么’。”贾平凹认为文学边缘化并不是文学要消亡，“爱好文学的人越来越多，文学于人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人的欲望像吃饭一样。但对于从事文学的人来说，你能不能写出好作品是另外一回事。”
贾平凹始终认为每人都有潜质和本能，但写出好的作品取决于后天环境和本身修养。贾平凹回忆起四十年前创建“茁木社”的光景，说道：“当时虽然工作条件差，但是热情却特别高。我们只一心谈文学，写东西，就像小母鸡下蛋一样一路走到今天。 确实，创作有它的悲苦，但写出作品就喜悦。我一直当编辑，一路摸石头过河，等到稍微懂点的时候我也老了，没有年轻时那种精力和激情了，一天最多写两小时就要去厨房看有什么吃的。”在座的同学有的笑着回应：“我也是。”
“讲文学就像讲禅宗”
贾平凹在西安做老师带学生时一般不讲具体的理论知识，而是跟学生强调该怎样培养思维，该怎样坚持思索，怎样建立对生命的看法以及文学观的建立。贾平凹强调：“文学观的建立非常重要的，别的东西都可以以后创作过程中慢慢体会。讲文学就像讲禅宗，有些东西谈不出来，谈出来就错了。文学是最没有辅导性的，我认为文学其实就是一个专家给一部分人写得东西，不能所有人都懂。就好像我在陕西吃这种面，在武汉就吃热干面。”贾平凹用特别的口音，同学们笑了起来。
贾平凹初三的时候经历文化大革命，学校都空空的，老师都跑了。山村中学里面有个很简陋的图书馆，贾平凹和同学就趁没人的时候进去“偷书”。贾平凹回忆道：“房子里面很黑，也没看确切有什么，最后我偷出了一本鲁迅的杂文和红楼梦上册还有《矿山风云》。 那时候年纪也不大，但是读《红楼梦》有感觉，看那些少男少女说的话，我能理解那个东西。但是《矿山风云》我读不下去，我没有矿山的生活经历——但我其实也没有大观园啊。每一个作家走的路是天生不一样的，就像小母鸡是天生要下蛋的，你不让她下蛋还得憋得眼睛红。”
要思索柱子和梁的事情
在谈到文学创作的初衷时，贾平凹谈到：“看某一部作品产生了自己写作的欲望，那时纯爱好纯兴趣，但写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使命感，才明白这条路是特别不容易的。上天在每个时期都会派一些人来指导人类，房子也要有几个梁在那里撑着。我们不能说自己是一个柱子，但我们要思索柱子和梁的事情。”“作家就是以作品而活。”贾平凹还谦虚地表示文学方面的事情太多了，有些是他这辈子也搞不懂的。
贾平凹年轻时经常很疑惑，别人都在挣钱谋官谈朋友了，他老怀疑自己，害怕自己不成功，得不到别人能认可。贾平凹说：“我请教过好多专家、编辑，没有一个人说我能成功。人不能随波逐流，有人成名早有人成名晚，但你要清楚地认识到你是否能成功。
贾平凹谈到在写一个人的故事的时候，主人公的命运发展和时代的发展是肯定是要交叉的，有交际的，这样写出来的就不单单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这个时代的故事，并且会是一个伟大的故事。贾平凹打了个比方：“就像你种了一朵花，你种在院子里或者门前路边，你闻到这朵花的芬芳的时候，每一个路过的人也闻到了。”贾平凹强调到：“选材是否与时代和读者有共鸣是很重要的，你要去关注和了解这个社会。社会很复杂，很多时候你要把小事情往大的看，大的往小的看，建立自己和社会的联系，时刻保持着敏感度。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有一定的前瞻性，对于社会中发生的事有一种紧张感，这种作品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
写好自己头顶的那片云彩
“上面我也谈过，‘怎么写’的问题。‘怎么写’关乎于智慧与技巧，落实在实际上就是语言。现在如果讲到语言，就是要准确的表达。我个人觉得语言与实际有关系，你呼吸如何语言就如何。”讲到写作语言，贾平凹认为小说就是说话，有各种腔调。
给读者说一件事情，要先说清楚再想办法说的有趣，说有趣了就是好的语言。“有的人语言比较杂乱就是没有成气，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有些作品有了自己的风格，但都是一些调侃的东西，那个人就是不正经，身上有邪气；有些人描写比喻都好得很，可是作品没有骨头，那就是有小聪明、轻巧的人写的；如果文章干瘪瘪，就是没有嗜好的人，人好，但是作品很枯燥。” 贾平凹认为从作品语言中可以看透作者本身，语言能看出富贵贫穷，也与道德、襟怀、品行有关系，甚至能看出长相是什么样。“比如有一些点评球赛的文章，说球星球都踢成那样了他还娶了这么漂亮的老婆，这就暴露了他嫉妒的心态。”
在贾平凹的观念中，语言还要讲究节奏，节奏也就是语言的“呼吸”。“呼吸对于生命太重要了，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在呼吸，哪怕是桌子凳子。你想想也很可怕， 这个呼吸一直不停，越重要的东西越是如此。活的东西都是柔软的，作品要活，字与字段与段之间要有空隙才能呼吸，慢一些，越慢越好，像呼气一样。就像二胡与太极，一定要柔，一定要慢。好的作品都有好的节奏。“对于这点，他认为写作者一定要耐烦，“写作经常让人不耐烦，人不耐烦或者功力不够，就可能开头很好，中间就乱了。”
“小说中的叙述有无限的可能性，叙述形式改变了也就改变了内容。现在的叙述是极力来渲染，情节人物与语言也变得极端，就变形了，就荒诞了。这样的确可以感受到强烈的刺激并且获得快感，可是变形、荒诞的东西都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跳得再高也要蹬着东西跳。 不掌握写实的功力，这些高的东西就落不下来。这类作品读的时候很痛快，之后什么都留不下来。”在他眼中，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唐宋的那种白描，表面上不是很刺激，但它耐读。缺点就是一些白描结构拉得太长，冲击力爆发力不强，不适合大众阅读，但仍是是读后有味。人们要想将这两部分结合好，就要不断探索、不断试验。
授课即将结束时，贾平凹说：“有些东西说着说着自己也糊涂了，但是世界上很多都是模糊的，尤其是创作，什么都想明白就搞不了创作了。人们社会阅历多了、同居久了就不想结婚，结婚的都是糊里糊涂地，这是一个道理。”
讲座最后他强调了三件事，一个是作品有现代性，二是作品有传统性，再就是有民间性。“写作如果没有现代性，就别写了，这是我的观点，文学观太落后写出的作品肯定不行。而传统的东西你要熟悉，你既然要提倡西方的，你更得了解西方的深远历史；你是东方的，是中国人，你写的是东方的东西，从民间写起是进一步丰富你的传统，是基础。”很多人喜欢把西方的新东西归纳为现代意识，但在他看来，现代意识就是人能够意识到地球上大多数人，在这个时候，都在想什么、干什么、追求什么，能够认识这种潮流就是现代意识。
贾平凹提到自己在九十年代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观点：“云层上面都是阳光”。“以前我没坐飞机时候以为天上就是几朵云，今天下雨明天下雪后天刮风。当我坐了飞机以后，才知道云层之上全部是阳光。“贾平凹认为，民族有各个民族，阶层有各个阶层，但在重视民族和区域时，一定要知道任何民族、任何区域的宗教、哲学、美学的最高境界它是相通的，“世界上那些高层的东西都是一回事”。他用比喻的手法向大家解释：“阳光是透明的，只有云是各种各样的。既然把我生在这一朵云下面，我就用不着跑到你那朵云下面去写那里的东西。我就写这边，写我这个云彩怎么下雨，但是我在写我这个云彩下雨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一定要想到这朵云彩上面是一块阳光，阳光是相通的，那么我的雨，我的雪的色彩就不同了。我们的故事与现代性的关系就是这样。”讲到这里，场内格外地安静。
最后，他送给同学们一句先哲说的话：“当你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不要给神说你的风暴有多大，你应该给风暴说你的神有多大。”
附作家简介：贾平凹，1952年2月21日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当代作家。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82年发表作品《鬼城》《二月杏》。1992年创刊《美文》。1993年创作《废都》。1997年凭借《满月儿》，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3年，先后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2008年凭借《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极花》，贾平凹最新一部长篇小说，最先全文刊登在《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小说共约16万字，是贾平凹长篇里比较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