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陈宇聪 摄

■记者团 徐诗咪

    4月11日晚7时，2016年春讲第一场人文讲座——“丁帆：文学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东九C103开讲。“这是一个沉重而又恒久的话题，”讲座主持人、人文学院蒋济永老师为同学们诠释道，“最绝望的腐败不是官僚，而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腐败误国误民……它可以败坏整个文化。”

    主讲人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丁帆教授始终坚持把文学和知识分子的良知结合起来，将新文学史贯穿人性观念。

人、人性、人道的失落

    知识分子良知的问题，丁帆考虑了近二十年。

    二十年前，有关黄土文明、黄色文明两种命运让他意识到文明之结。一个是西北放羊的孩子被问及放羊的原因，“娶媳妇，生儿子，生了儿子继续放羊”，另一个是被大山深处拐卖出来的女孩继续做了人贩子，死刑时面带微笑，“我活了19年，值了。如果没有到城市里面来，看繁华，住过豪华宾馆，感受过都市文明，那么在大山里面活到80岁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88年纪录片《河殇》应运而生。“走出黄色文化，走向蓝色文明”，在丁帆看来是时代政治风波的文化起因。丁帆语气激昂地追问道：“在文化起因的后面，我们唯有想到的只有我们整个1949年后历史究竟遮蔽了什么。我们的教师，我们的文学工作者，我们的作家，你在哪里？”

    更让丁帆感到震动的是2011年的“9·11”纪念日。他回忆起那天他去上课，课堂上只到了一半的人。问及学生干什么去了？才知道学生“游行去了”。学生感慨道：“911事件，打的好呀！”丁帆当即怒斥道：“请他们不要来上我的课了，人性的底线都没了，还当什么博士生。”

    当天晚上丁帆看到电视转播北京大学的学生挥舞着大旗游行的画面。“我就在思考，人和人性和人道主义，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文学的教育中也被抹去了。这就是我们教育最大的悲哀。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几代人被阶级斗争的观念影响了我们对人性的判断，和我们人性的底线。”丁帆这样评价道。

    人、人性、人道主义是丁帆对事物的判断准则。丁帆认为，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不是西方的独立和自由。“没有真正独立的思想，所以要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来批判自我，”丁帆自述年轻时信了红色宗教，但他现在决心做一个独立的、思考的、大写的人”。“9·11要多死几万人？那跟南京大屠杀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社会的发达和进步，看社会中有人性的比例，而不是兽性的人占得比例。” 

    “人的信仰需要突破意识形态，人性的复苏要胀破意识形态的高压。”

    “我们一代代人在一种历史被遮蔽的情况下，人性被阉割的情况下受到的人文教育。教育的弊病越来越凸显出来了。”有力、准确而直击问题核心，丁帆慷慨的话语博得全场一轮轮的掌声。

遗忘的饿殍

    1990年，丁帆给1990级上当代文学史课。丁帆批判了浩然的作品。下课的时候学生质疑道，你怎么可以批判跟鲁迅一样的伟大的作家呢？——“这就是我们的中学教育。没有思考能力。许多历史很快就会被遮蔽了。”

    “对历史的无知，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丁帆说道，“你可以对历史不了解，但你不能无知。你不要说你有理性的。”

    丁帆回忆起他插队的经历。吃忆苦饭。贫农讲述起“1958年，饿死了我们村上一小半。”让丁帆觉得很悲痛。“我是响应号召，怀着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憧憬去的，”正如《夹边沟记事》，右派改造，饿死人就像饿死蚂蚁。丁帆叹道，真实的历史让人很难理解，然而时代的饿殍消失在了历史学家的记忆中，则更让他觉得痛心。

    丁帆指出，在被历史遮蔽的情况下来阅读文本肯定不行的。比如阎连科荒诞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四书》。大跃进一批右派放到黄河摊上，让他们种粮食，抽了身上的血种到稻谷上面，拿到北京去献礼。最后人都饿死了，人心互相猜忌。就在这种苦难中去死亡。“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看不懂这样的作品。”

    文革研究在中国到今天仍是一个缺口。丁帆讲述道，相关文革资料在海外还可寻觅。他在美国图书馆和马来西亚发现连红卫兵的小报都有收藏。

    丁帆认为，重新发现历史的真相和填补知识结构的空缺对普通人都有深远的意义。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取决于知识经历的多少。

    “你们这一代基本消灭文盲，受大学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但你受的教育和整个世界的知识体系是割裂的。知道后反思人性恶避免重演呢。不仅是知识精英的选择，还是普通公民的选择。”丁帆动情地谈到。

    “我讲的是公民，当然，公民是一个奢侈的意思。”

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还没有形成

    丁帆推崇俄罗斯文学。中国文学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大，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哪怕是在大屠杀时代，俄罗斯文学也有三个诺贝尔文学奖。这些白银时代的作品，十二月党人和沙俄政府的决裂，把知识分子和沙皇阶层与统治阶级划开了永远有鸿沟和界限。

    “我曾特地到十二月党人墓前拜谒，”丁帆重读大量苏联时期，俄罗斯时期的作品，他发现文学家都是哲学家，他们的作品都是有思想的。

    “我曾思考这个问题：1949年以后，在人文科学，我们的文学、哲学和历史学与世界的知识体系所隔绝，我们的文史哲是割裂的，我们所谓的马克思的主义，是自说自话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错误的解读把他阉割了。在政治的配合中，作品失去了人和自我，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现状。”丁帆对知识分子的现状十分忧虑。

    中国知识分子在哪里？丁帆以前一直是提倡新文化启蒙精神。经过这些年反思后，丁帆觉得，五四有两个五四：一个是批判的五四，知识分子建立了批判精神的五四时期，这种批判精神在30年代后，到延安时期，直至1949后这个“批判精神”被“御用精神”所替代、奴化。“这不怪体制。主观上是我们实行了自我的阉割。这是知识分子的自宫。”

    丁帆剖析到五四的弊病。“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掌握了，自上而下的启蒙，而人民根本听不懂。这种启蒙本身带着巨大的蒙昧，被封建专制御用。——自我启蒙没完成你就去启蒙别人。这种启蒙是必然要失败的。”语气犀利而毫不客气。

    “这就是残酷的现状，残酷而真实，变成了一种知识分子集体的无意识。具体的无意识就是一种国民性。”丁帆提及“十七年文学模式”，他转过身去用粉笔字书写，声音提高，“十七年文学模式，就是：颂歌和赞歌。”

    丁帆把这种知识分子良性复苏的希望同样寄予在理工科院校身上。“我之所以来工科院校演讲，是由于我对人文界的知识分子失望。周围太多的人文界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奴才。工科参照系多、污染少、利益诉求不在人文，人文思想的突破可能出现在理工科中。产生的精英知识分子可能更可以和世界接轨。”

    据悉，本次春讲由我校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