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记者团 见习记者 文朝埻）11月6日上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做客我校新闻信息与传播学院学术研讨会，与到场师生交流其重思中国传播学的心得。

  李彬认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必须要从中国的社会现状出发，不能趋美国化。“美国的传播学起点与中国是不同的”，李彬指出，美国的传播学基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和强调分权制衡的政治学，由此产生的传播学的预设理论和学术关怀被实用主义观念洗脑。而中国追求的，是经世济民的经济学和小康大同的政治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传播学，其主旨是理想主义的世道人心。两国传播学起点如此不同，而中国传播学学者却满足于生搬硬套美国的理论，自然方枘圆凿，只能花心思把理论做得精美，造成了今天传播学研究 “精致的平庸”的总体格局。

  “兴风作浪，不痛不痒，庸俗无聊”是李彬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评价，他认为应该对其进行认真反思。

  要重思中国的传播学，就要先认识中国。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一篇研究中国现状的系统论著，李彬借此提出了四个代表中国基本问题的关系，也是中国传播学研究值得重视和处理好的四个关系。

  首先是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李彬认为，即使中央大力倡导关注“三农问题”，但社会舆论对城市问题的关注远远大于对农村问题的关注。他以纪录片《穹顶之下》为例，该片让人们普遍讨论雾霾问题，但其实当今中国的水土流失比雾霾问题更为严重，水土流失问题却很少成为舆论话题。“这部分原因是因为对舆论报道的压制，但在更大程度上，还与农村居民缺乏公众舆论的话语权有关”，李彬把这样的传播与传播学称为“城市中心主义”。

  其次是边疆与内地关系。李彬指出，这方面中国的传播现象是“挟现代性以自重”，社会上传播的内容大多是东部地区的，边疆的相关情况很少在社会上传播，于是人们对边疆的印象中是“遥远的，神秘的，充满传奇浪漫和异域风情的”，偶尔有之的集中报道都是因为当地发生了恐怖主义事件，又给人们对边疆多了“恐怖主义”的印象。

  李彬指出，美国那种传播学即使适用于中国，也多限于东部地区，如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迷思，这些理论对于乡村和边疆往往方枘圆凿，甚至格格不入。他举例说，现在报亭上买的报纸杂志的内容，无外乎三个方面：东部、城市和白领。

  最后是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李彬指出，现在普遍传播的内容不是五千年灿烂文明就是现代社会的繁荣富强，但是中间中国几百年的社会转型却没被多少人所认识。正是中间一段时间的语焉不详，造成了当今中国社会蔓延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传播学应该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此外，应该继承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下的传播遗产，如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传播习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党性人民性的现代传播意识等。而对于中与西的关系，李彬表示在对美国与中国的比较分析中已有所阐述。

  “中国的传播学应该做到个人层面的正心诚意，社会层面的将心比心，天下层面的心心相印。与美国高高在上的形塑观念截然不同，中国的传播学追求的是与中国文化契合的政通人和。”李彬最后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