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记者团 周宓）3月6日晚，第1961期人文讲座在东九C103教室开讲。武大经济学博士、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陈浩武教授，带来了一场关于“社会分配与社会公平”的精彩演讲。
“这个社会溃烂的标志不是有多少暴力，而是社会核心伦理的丧失，比如公平与正义。”陈浩武从土地改革说起，他将中国大陆的土改和台湾作对比：“中国的土改可以说是暴力的血腥的，而台湾采取了抵押、赎买等温和的方式。”他指出 在社会转型中，出现一些颠覆性的改革是正常的，但政府能否做到及时的补救来降低对人民的损失便关乎一种“转型正义”能否实现。
接着，陈浩武的视线转移到当今社会的现状，“改革开放30年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来提高效率，现在效率是上去了，公平却失去了。”基尼系数的不断升高、经济学中二八定理的凸显，以及邓小平“先富带后富”理论的缺陷，都论证出社会的分化的趋势。于是，他从三方面一针见血的道出造成中国分配不公的“顽疾”。
第一对矛盾是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不公。“大量的财富不断向政府集中，而挤压了民间社会的发展。”他指出解开中国社会城镇化谜团的“四把钥匙”是土地、税收、金融和集权政治。然后，他分析了房地产如此“嚣张”的根本原因：“有人把中国的房地产看成一种产业，这是错的，它是一种金融制度。”以土地为抵押，银行大肆向政府贷款，政府抬高地价，所以房地产商抬高房价是必然趋势。“真正卖贵房的是政府，土地现在是政府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他指出，“政府政府是切蛋糕的人，同时又是第一个拿蛋糕的人。”
接着是资本与劳动力的矛盾。社会分配向资本倾斜，劳动力价格低廉是中国不争的事实。他在中西对比中，指出中国资本的弊端：“上市公司从来不分红，但上市公司永远在赚钱。这种不分红，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本它在滥用他的权利。因为这种决定权都是董事会，董事会是资本最大构成方。”除此，中国的农民工问题也说明了户籍制度的软肋，“农民工是个巨大的弱势群体，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他表示主要源头是中国有一个巨大的不公平，那就是户籍制度所造成的社会二元结构。
另外，他指出了国有企业与民间企业的矛盾。国有企业集团是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垄断着最基础的产业，这意味着所有的民营企业必须要依靠它来释放盈利机会。“少数人利用国有企业，使之成为一个攫取利益的平台，这种经济运营模式让人触目惊心。”他认为，“权利与资本的勾结就是这个社会的毒瘤！”
最后，他用“管住两只手”的比喻，提出自己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建议。一只手是拿钱的手，主要是税收制度；一只手是花钱的手，也就是财政预算。“要让财富流给民间，要常富于民。把财政支出的重点要放给教育、医疗、养老、保健这些民间的基本福利。”
他同时指出了分配改革的不易，“7年时间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为什么呢？因为这才是真正触动利益集团的核心问题。正所谓壮士断腕，你要先砍下自己的胳膊，谁愿意拿刀把自己的胳膊砍下来，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他赞赏台湾不流血的和平的民主改革，认为在未来的5年或10年，中国将面临着一场革命与改革的赛跑。“因为革命是流血、是暴力。革命像洪流一样去摧毁这个所有的社会财富。所以一切有良知的人，一切有理性的人都是反对革命的。”他说，“我也希望这个社会是在一个良性的、有序的、通过变革的方式在可控的范围内达到这个社会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