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王海谊/摄）

    ■记者团 张宇 盛高鸿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两国在经济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态势。

    然而为什么地缘上“一衣带水”而文化心态上却“心相远”？为什么自两千年前就开始了交往而如今却需要“重新知遇”？ 为什么经济上深度相互依存而政治上却摩擦、冲突不断？为什么相互人员交往年超500万而两国民众的感情冲突和对立却不断加剧……

    3月26日晚，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刘金才教授刘金才到我校演讲，与学子分享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中日冲突的关键在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并提出中日两国民众需正视文化差异。

理解冲突，中“远鬼神”日“敬鬼神”

    刘金才指出，很多人误认为中日文化同文同种，又都属于儒教文化圈，甚至有“黄河之水通江户，珠穆朗玛连富士”的诗人般幻想，觉得中日不该有如此大的差异和冲突，其实不然。在他看来，中日问题不只是“历史认识”的差异和领土、领海争端等现实问题，更是跟两国的文化冲突有关。

    他提出钓鱼岛问题实际上并不单单是领土争端问题，也是一种“文化冲突”的表现。日方挑起钓鱼岛争端，其思想根源仍是“侵华正当论”思想，可说是其侵华史的延续和“历史认识”错误的升级。而中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激烈冲突，虽然直接原因是由于日本右翼势力作祟，但更深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则在于两国国民在民族意识上的“文化冲突”。

    在他看来，一般生活习俗或传统民俗性的‘文化差异’，并不一定会导致具有竞争性和对抗性的文化冲突。譬如祭祀鬼神的习俗，中国人是“敬鬼神而远之”，习惯谒拜宗祠，而日本人则是“祭鬼神而近之”，习惯参拜“氏神神社”，像这样的差异一般并不会导致文化冲突。

    “然而，如果相互的文化差异与相互的民族主义感情纠合在一起，便会引发冲突。”刘金才强调道。例如，日本右翼政要正式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就必然会引发双方激烈的冲突，因为这种参拜具有“为侵华战犯亡灵扬幡招魂、否认侵华战争罪行”的象征意义，会伤害曾深受其侵略战争之害的中国人民的感情。

    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其选票却有增无减，说明其“参拜”能迎合多数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感情，有着相当深的民族文化基础。即便是有的首相声明在任期间不去“参拜”，其实也并非认为“不应该去参拜”，而是为了外交利益。

减少冲突，防范心态应淡化

    刘金才提出，许多中国人背负着国仇家恨，持有主张“是非分明”、“善恶有报”的是非观，坚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历史价值观，无论从逻辑道理上还是从文化传统和情感上，都很难接受日本祭奠战争罪人的做法。而日本人强调集团主义和基于地缘、亲缘和恩情关系的相对性“义理观”，崇尚基于神道教信仰的“死后成神论”、 “恶人往生论”等宗教伦理观等，这些都为日本不能彻底清算和反省侵华罪行提供了“文化的温床”。

   “中国历来认为自己是政治、文化大国，而日本则认为自己是经济大国、科技大国，这种自负的大国意识使得双方同时抱有互为担心、防范的心态。”他认为这些心态使得两国民众容易断章取义对方的一些举动，从而得出偏颇的判断或做出夸大的反应。

    因而要消缓中日间的矛盾冲突而增进共识，就必须正视中日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问题，认真思考如何消弭彼此间的文化冲突，并寻求文化认同。

    刘金才认为寻求“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比起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更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其首要前提是需要各民族对自身的文化有充分的自觉，“在民族国家内部反对‘自文化中心主义’”。其次，需要努力谋求不同文化实体间的文化认知和相互认同，在民族国家之间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全球化的统一性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关系，从而消除或淡化不同文化实体间的文化壁垒和文化冲突，以增强相互间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