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记者团 房姗姗 报道)12月15日晚的西五117教室，美国路易维尔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华世平为华中大学子带来了“关于20世纪中国改革思想与日本俄国的比较”的精彩讲座。

大同，浸润中华5千年文明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4次大变革：戊戌变法，大跃进 ，文革，改革开放。它们都和日本俄国同期的改革不一样，而究竟为什么会不一样？华世平教授持的是一个文化解释的观点，即文化的不一样导致中国和俄国和日本改革的过程和结果不一样。然而，他认为这种文化解释不等同于文化决定论，而是应该从中看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改革过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具体地说，是中国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和结果。

    大同思想从孔子的《礼运大同篇》就开始萌生，孔子认为，大同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是人死后去的地方。虽然春秋时情况太糟糕，但他相信在最古老的时代中国或世界的某个地方是存在大同的。

    华教授把郭沫若先生《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中中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对话模仿得惟妙惟肖，“你看他俩最后谈谈谈，得一结论“大同就是共产主义嘛”，惹得现场同学们掌声笑声雷动。同时，华教授亦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是带上了大同思想烙印。

    大同思想可以让我们很好地理解大跃进时期中国广大民众迸发的“热情”。为什么民众甘愿砸锅卖铁支持国家大炼钢铁，这在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几乎都是没有过的。华教授说，这种热情在美国人眼里看来更是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眼里奥巴马是‘神经病’，因为辛辛苦苦一路爬到总统位置，工资又不多，但一直还被人念叨。”全场同学再次被逗笑了。

    华教授用一句顺溜的话解释大同：“天堂就在现世，幸福就在眼前，大家就来努力。也就是说，大跃进时代人们认为共产主义是可能的，幸福是现实存在的，这无形中是传承了大同的内涵。

    改革开放短短二三十年创造的“中国速度”，国民的干劲也是受大同影响的，中国人总希望现实能更好一些。

 神道，让日本成功蜕变

    在中国戊戌变法昙花一现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稳步进行，二者改革的起因是相近的，都是要搞现代化来抵御列强，然而过程和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华教授指出日本的文化传统中的神道思想对改革的影响是巨大的。

    日本人崇尚的神道就是崇拜自然，人不应该将自己的意念强加于自然，人应该接受自然。这个自然不仅仅强调大自然，它也包括自然的人，社会制度等。

    明治维新时，日本的目标很单纯，就是“日本不行了，救日本”，而日本是典型没有自我中心论的，谁好我就学谁。所以当时先进的西方就成了日本学习的对象，它改革的方向就是西方化。 

    当时的日本领导人竟然提出了“escape from Asian” 的论调，亚洲不能救日本，所以才要逃离。这在中国人看来很不可思议，华教授认为，中国的政治永远都是道德包装起来的。日本由于受神道的影响，它是反对道德为中心的，因为道德反自然，道德使人的约束太多，人就会不幸福，使人不幸福就是不对的。

    当然，明治维新的成功离不开日本采取的“慢三步”策略，即第一步先搞思想文化改革，第二步制度改革，第三步才是其他的改革。而中国恰好相反，从器物到制度最后才是思想文化。尽管当时日本领导人对改革是极不自信所以才采取了慢三步，但是，它的成功的确值得中国改革的深思。

救世主，挽救不了苏联没落

    沙皇时期，贵族精英不打仗的时候就喝酒打猎玩乐，这跟中国古代精英勤勉很不一样。由于俄国的国教是东正教，长期受其影响，并不是讲创造价值，而是等待救世主。不强调人对现实的努力，而是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寄托在救世主身上，他们认为现世糟糕是正常的现象。
 
    当现实糟糕透了，改革势在必行时，引发的改革是很激烈的，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让苏联解体了。“这种激烈是一种绝望的表现。”华教授字字铿锵地说道。

    几乎同期的邓小平改革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里首先就强调了党的政治领导不放弃。而戈尔巴乔夫则提出制约官僚体制，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这种偏“右”的思想与毛泽东时期的改革也是极不同的。毛泽东时代激化了共产主义价值观，它强调更多的自我牺牲和更多的集体主义。毫无疑问，大同是其可溯的文化根源。

    “大同究竟好不好，一种文化是无法完全断定好或坏的，前三次让中国变革失败了，我认为大同对于第四次改革就是好的。”华教授说。 


   附：华世平简介 
   美国路易维尔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美国路易威尔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21 世纪的亚洲系列 》丛书主编，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理事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及北京大学中国战略中心兼职教授。 

   此次讲座基于华世平教授2008年英文新著《中国的乌托邦主义: 同日本，俄国改革思想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