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记者团 刘伟光 报道)10月6日,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做客我校经济学院,并于当晚和我校师生度过了他七十岁生日。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张曙光没带笔记本、没演示ppt,但他举例证明所涉及的数字却记得很精确。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良好但存在某些失衡
张曙光说,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良好,特别是近五年,中国的经济都是以10%的速度增长,贸易增长是28%,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四位、贸易第三位,而且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很低,这近十年来最高也是3.9%。所以他强调,如果中国经济按这种势头发展下去,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是完全有可能的。也就是说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7078元,按当年汇率,如果翻两番,那么到时候人均GDP应该达到3万1432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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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也认为,我们长期外向型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内外经济失衡,而快速的经济增长掩盖着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和粗放式发展的现实,这使中国经济处在巨大的风险之中,大量出口换汇和国外融资的双顺差就是内外失衡的集中表现。双顺差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而这些外汇大多被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债权的收益率是很低的,美国人又把这些债务拿到中国来投资股权,而股权的收益率相对较高。正是这种投资策略,使中国经济将受美国次贷危机的间接影响。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百姓的消费就会收缩,进而导致美国国内市场萎缩,这就对中国出口产业形成了冲击,中国的出口锐减,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国内需求一下子跟不上,就有可能发生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同时次贷危机影响我国的债权收益率,债权收益率下降一个百分点,一万亿美元就是个大数字了。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管制汇率,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通过管制价格,将通货膨胀率向后拉。汇率的管制,使得流通中的货币显得相对过剩,“过多”的货币追逐有限的商品,价格就必然要上涨,同时国际大众商品(包括原油金属粮食等)的价格上涨,在我国进口不断增加的前提下,消费价格下不来,价格必然向下游转移。所以内部失衡则表现为相对价格关系的扭曲使财富逆向转移:1、个人财富向政府转移,2、劳动者财富向资产者转移,3、中国财富向国外转移。
经济改革:先收租再分利,调整内部实际汇率
张曙光举例说,全国664个城市,每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政府的财政投入大概只有10%,大部分是土地出让金和用土地抵押贷款融资的。房地产开发的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的贷款增长也很快,很大一部分也是抵押贷款。还有,大型国有企业的收益,将土地租金也算进利润,大家想一想,这样一些东西,一旦出现问题,现在被看作好资产,将来都可能成为坏帐。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必要的警惕,进行有效的调整是必要的。
目前,土地出让金数额巨大,已经成为地方预算内收入的重要部分。所以只有从改变地方收入的取得方式入手,使其拥有与其事权相适应的永续的收入来源,才能打破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格局,使其不再充当建设用地“地主”和土地经营者的角色,放弃低价征地和高价供地的行为方式。尽快出台有关实施办法并予以实施,不仅有利于这笔资金的规范运作和有效使用,而且也是走向财产税制的一种准备。
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调内部的实际汇率。通过增加国内的收入,提高我们一些产品的价格。因为汇率是两个货币的比价,背后是两个国家商品的比价。提高了国内产品的价格,实际上也提高了汇率。这一点,张曙光觉得现在应该考虑去做,我国普通百姓的收入还低、资源产品价格还低、服务的价格还低,如果把这些东西提起来(当然资源价格低,在提的同时应该想办法通过资源去拿回来),从调整内部汇率来同时操作的话,那既可以解决内外失衡的问题,也可以使得我们收入增加,内部结构调整加快。
当前中国经济的政策操作
张曙光说,目前,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20万亿元,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超过了13%。但随着世界经济增长趋缓,外部需求减少,国内政策和结构调整的实施,中国的贸易增长也会减慢,但仍然会超过15%,达到20%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按此估计,贸易顺差均值为2000亿美元左右,贸易顺差的增长减缓,但绝对额仍大于上年。
在国内,去年,大约有6.7万家中小企业被迫关门。除了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增加等因素外,中小企业融资难成为他们破产的主要原因。央行对各国有商业银行限制贷款数额,中小企业收益风险大,担保又成问题,所以商业银行不愿将贷款放给中小企业,同时民间融资又受限,这使得中小企业雪上加霜,进而对我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既然如此,今年的政策操作还是以稳健为好。好在,随着两税合一法案的通过和赤字规模的缩小,财政政策的预期效应是扩张性的,可以平衡汇率升值的某些紧缩影响;由于流动性过剩,货币政策需要紧一些,但是,切忌紧缩过度。同时小额贷款公司已经在浙江等地试点,民间融资渐渐合法化,如果能够这样,今年保持接近10%的经济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张曙光简介:
张曙光出生于1939年9月8日;1959年考进西北大学;1963年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196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工作;1979年,被评定为助理研究员;1983-1984年借调至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1985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88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93年至今,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他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曾四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著作奖,一次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两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