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汤子凡 见习记者 姜钧一

11月13日，由我校当代写作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十季喻家山文学论坛在我校八号楼报告厅举行，省作协单位多位专家、来自各大高校的学者以及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与著名作家迟子建和著名评论家戴锦华对其文学作品，以“苍凉与诗意”为主题展开讨论。

“一路走来，喻家山文学讲坛已经历十个春秋。”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致欢迎辞时感慨。

本次论坛分为上、下午两场。“在筹备主题是我们是有讨论过‘温情与诗意’或‘温情与倾述’等论题，但我们对这些并不满意，倒不是说它们不对，而是因为太对，太正确了，正确到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地步。”主持人王义平在引入本次主题时谈到。

王义平同时坦言自已无法弄清迟子建作品中的阴郁究竟是自己的感受还是自己的感受投放在她作品当中产生的美学阴郁，“为什么我会获得阴郁，究竟是我自个儿阴暗，还是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触动了我？我更偏向后者，阴郁就是种美学风格。”

“我认为苍凉与温暖是迟子建多年创作中的内核。”大连理工大学梁海教授首先谈道，“在迟子建作品直面现实，深入社会底层，反映了日常生活中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她以《踏着月光的行板》为例，“一对在城市边缘，穷困到支付不起一部手机的农民工夫妻，两个人为了给对方一个惊喜，在中秋节时同时去看望对方，只能在往返的慢车上，在错车的一瞬间，匆匆望一眼对方的身影。”

而中南民族大学杨彬教授则从民族思维，儿童视角和温情叙事三方面就《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叙事特色展开讨论，提出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危机意识，肯定迟子建从鄂温克族民族思维出发，从儿童纯洁的视角传递一种温情。

针对迟子建暌违五年之后，最新长篇小说《群山之巅》，浙江师范大学徐勇教授探讨关于全球化进程与“中间地带”的“乡镇写作”主题。他认为迟子建寓言而兼具写意的叙事，是看似杂糅，实则鲜明的混沌美学。迟子建凭着记忆援引“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喊？”小说的开放性结局予以回应。

迟子建曾说道 “我最理想的写作境界也许还在未来。”汪树东由此提出应从迟子建作品局限反思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局限。“我认为在迟子建已经创作出来的600多万字的作品中，大部分是关于民间小人物的悲欢喜乐，在死亡严峻考验下，渲染出温情与亲情。但能体现生命疑难的人物才是迈入创作更高台阶的奠基。”

杨姿则提出应从时代洪流中安放个体心灵审视迟子建作品中的“小人物”。她解释：“迟子建在任何时候都把最生动的细节视为存在的本质，常用散文化、热闹之外的细节强化个人感受，让人感到小说人物真正活到历史之中。”同时强调她强调，“迟子建写过很多小人物，但所谓的大时代最终都是有小人物来决定的，而文学史最终也会给出评判：所谓边缘化文学形式最终会变成其中一元。”

谈到小人物，迟子建将其喻为小说的血肉。她娓娓道来：“《亲亲土豆》主人翁原型是我一次到省医院开药，一楼大厅人来人往，我突然注意到一副担架在柱子下面，一个面如死灰的男人躺在那里，一个农村面貌的女人半跪着和他丈夫紧紧地握住手。”她难以抑制激动，以回忆中同样的姿态紧紧握住身旁杨姿的手，“他们像雕塑一般，互相注视。我呆在那里。他们没有谈话，就是一个眼神，一个绝望苍凉的一个手势，我的灵魂被深深触动。”

华中大中文系王均江副教授为关于迟子建小说 “缺乏现代性意识”的批评提出申辩，从解析现代性的概念即背对古代的中世纪的出发，阐明古典的三个内涵理性、启蒙、进化，引用戴锦华“现代性已成为复数的现代性”进而发出文学何为深问。探问文学史，本质上就是分裂与融合的历史，其终极是人与自然的融合。而迟子建笔下的小人物，是每个人本质的生活体验的投射。归论于单数的现代性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文学形式是循环往复的，在空前浮躁的现今，文学需回到人的文明起点，进行文明的思考，而不是痛苦挣扎。

对于写作，华大文学院魏天真副教授表明，作者表达的绝望与虚无应该高于一般人，在表达方面应该是非常规的。在她看来死亡是核心、关键、节点、载体，她不认同的不是作者的悲观绝望，而是作家忘了作家的写作目标。并对迟子建的新作《群山之巅》小说开头王修满死亡方式的粗暴安排提出质疑。迟子建插入到，“王修满在每一张的回溯都有交代解释，正是这样的方式让她的头落地了，但是却不断出现”“否则，我就是‘对人物犯罪’了”。

魏天真还提出：事件可以是断裂的，文本不能是断裂的，其中的人物应该处于一个相对稳固的价值体系中，这样在满足了读者对故事的期待后，还能获得反思。在这场精彩的论证中，迟子建说道：“对于你所知道的一些东西，在文本当中展现的时候，你们需要看到的是一种陌生，而不是探讨他在作品里有什么寓意和深度，那是相当可悲的，岂不是堕落成了一种猎奇?从一个作品里只需要看一种刻意化的展览，而当真正的生活呈现的时候，又出现了一种难以言传的冷漠，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学术的悲哀。”同时也提出了她对于作家与批评家关系的思考，“所有的批评要从文本出发，作为作家来讲，我不负责对真实的生活有任何解释，我只负责我的文本。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作家永远和评论家，会永远隔着时空对话。” 

在论坛最后的自由谈中，戴锦华以一贯的幽默而有力的语言表示：“过了50岁，我开始转换频道准备死亡。”她坦诚地陈述：“这是一个变化速度前所未有之快的年代，我早就沮丧地发现，我丧失了自己的能讲述中国故事的把控性。我从来不觉得我可能成为灯，如果我是灯，也只能照亮我自己。”在细数前所未有之变局之后，戴锦华仍将千言万语归于积极的内心：“面对犬儒，这个世界依然需要改变，因为地球还年轻。”

时长超过6小时的论坛到了尾声，对于本次出现了嘉宾们直接对话，在论证中阐述自己思想的新场面，王义平总结道：“我们找到了讨论会的新的好方式，从技术型到精神方面。好到迟子建老师说‘真好玩’。”对于本次论坛的内容，他总结道，“我们最后讨论的问题都是如何应对媒体，都是现实和心灵的关系问题，是作者带着我们思考，是心灵如何进入现实。而批评，永远是在探讨作品的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