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发生100周年，而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也可见一斑。3月21日，著名历史学家雷颐做客第1680期人文讲座，向学子讲述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曲折历程，并以清政府为例剖析了如何树立政府公信力的问题。

中国近代社会看问题“泛道德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战争的失败惊醒了沉睡中的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路。林则徐看到了西方的强大，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编纂书籍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改变当时中国的落后面貌。但是林则徐“以夷变夏”的思想遭到了当时社会的批判。

    近代时期，很多人看问题存在“泛道德化”的倾向，即将所有的问题都上升到道德层面。学习西方技术和制度的人即使目的是为了救国，也被民众理解为卖国，他们觉得只要违反了祖宗之法的东西都不应该拿来用。这种错误的看法使近代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受到了巨大的阻碍。

政府是制造革命者的“工厂”

    发动辛亥革命的革命党无疑是激进的，然而，开始只是人数极少、原本很难成气候的革命党，最后竟能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帝制，确实出人意表。这种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但其中不能被忽视的原因还有清政府，实际上是清政府“制造”了革命党。 
    
    1894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阐述自己的改革观念被拒后，立即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1895年底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尚未正式起事便被镇压， 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惠州起义，却依然以失败告终。不过，五年之后，舆论开始有所变化，已变为“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因为在这五年中，清政府不是越来越开明、宽容，反而越来越愚昧、专制。这种倒行逆施恐对革命党博得更多“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帮助不小。

    1907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政府公信力丧失会导致政权危机

    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它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真立宪”。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

    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
    
    如今利比亚的政府就面临着同样严重的危机，化解这种危机，要让民众重新对政府予以信任。首先，政府要放开监督，让民众可以理解政府的所作所为。其次，政府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保证官员基本廉洁。同时，作为舆论传播者的媒体和记者也应该不断发问，不断发掘事情的真相，让更多人可以通过媒体了解事实真相而不是一味盲目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