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 考试将近，人文讲座何以依然火爆？“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自由）史的几个关键章节”，对于当代知名学者，思想家，自由撰稿人傅国涌的这一讲题，许多同学像在追寻着一些时代不可言说的东西，迎着寒风赴一个约会。

    1月10日晚，东九楼灯火通明，向寒冷黑暗展示着“学在华中大”，自习的同学期待中考试与假日，东九C103里则在总结着“情何以堪”的过去。讲座中，傅国涌以历史上的言论自由为切入口，以几份著名报纸为例，向同学们介绍了自1874年《循环日报》创立到1948年《观察周刊》停刊74年的言论自由史的几个关键章节。

任公笔录，梁启超时代

    “这个时代是政论家办报的时代。”他这样形容梁启超时代。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领袖。三十岁之前就“暴得大名”，其思想影响了无数人，就连毛泽东也曾对美国记者记者斯诺说过：“我曾经最崇拜的人是梁启超。”他主要的贡献是借助日本的媒介语言，确立了一套我们现在的语言表达系统，比如引进和创立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词汇，奠定了我们的语言习惯。其次，梁启超为推行变法，先行办报制造舆论，开创了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时评”这一体裁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清议报》、《新民从报》和《时报》，当时有人曾说：“凡有井水处，皆有梁任公文字。”可见其影响之大。梁启超以报刊为阵地，一方面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迈向新阶段。在梁启超之后，随着阶级、民族斗争的深化，报刊经常作为党派斗争、阶级斗争的舆论工具，教化民众、指导工作的职能不断得到强化。人民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的言论自由。

革命，革命，望平街时代

     之所以把第二个阶段成为“望平街时代”，是因为望平街是上海的报馆街，是20世纪上海报业的发源地，大小报馆和出版社林立四周，梁启超在这里办过著名的《时务报》，章太炎办起了《苏报》，蔡元培等主办《警钟日报》和《国民日报》，于佑任在这儿办过《民立报》，掀起了上海反清爱国的热潮。这里是早期革命党人以笔抗争的摇篮，所以傅国涌把这个阶段称为“革命者办报的时代”。

思想交锋，《新青年》时代

    傅国涌认为“《新青年》时代”是一个思想家办报的时代。五四时期的中心词应该是“多元”，那时候，学生刊物蓬勃发展，思想具有极大的多元性，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和鲁迅主创的《新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民主和新文学。而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人也同声相应，创办了《新潮》杂志。与此同时，黄侃等国学派也创办杂志来回应《新青年》，反对白话文，主张守旧。各种思想交锋不断。

文人论政，《大公报》时代

     在这个一个文人论政的时代，这份报纸在抗战结束之前都是中国最好的报纸。它专业，独立，普世，不依附于任何强势力量。当时，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这三个人分别是有钱的，能跑的，会写的。《大公报》践行了它提出的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在那样一个年代，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始终坚持报道最真实的新闻，发表最确实的评论。因此一度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九·一八”事变3个多月后，主笔王芸生在天津《大公报》上开始连载长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文章一经刊出，立即引起国内外读者的注意。全面详细解读了中日关系的前世今生。后来集结成书，王芸生也因著此书而成为中国研究中日关系史的专家和日本问题政论家。

绝响，《观察周刊》时代

     《观察周刊》发出的声音几乎是百年中国言论史的绝响，是一个一流知识分子写政论的时代。1946年9月，储安平在上海创刊《观察》，“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公平”、“独立”、“建设”、“客观”是该刊物的的“基本原则和主张”。《观察》聚集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星光灿烂”的一群人：曹禺、胡适、卞之琳、季羡林、马寅初、梁实秋、冯友兰、傅雷、费孝通、朱自清、钱钟书等。《观察》文章多以精英知识份子放言论事，以犀利的笔锋，对政治、军事、经济的焦点问题作了尽可能客观的报导和评论。

     回顾这74年来的中国言论史，傅国涌认为就是一部知识分子以报纸杂志作为主要阵地，不懈追求言论自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