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从高中学历直接考入复旦大学研究生，能分享一下您的求学经历么？

葛 教授：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规定31岁以下即可报考，但当时我已经31岁半所以没有办法上大学。后来研究生报考规定在40岁以下，那时候不限制学历，我就报考了。而当时对于政治理论我懂得比较多，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夜大学了一年英语，所以英语也还凑合。最后我居然是在报考历史第一名，并成为全国第一批 文科 博士。所以我也算是“不拘一格”的受益者吧！

问：您对历史研究有这么一个观点，即反对借古讽今，攀比附会的“实用主义”历史学。那么在您看来，历史应该如何联系现实？“以史为鉴”与“实用主义”历史学的界限在哪里？

葛 教授：借古讽今，借史拍马，这种各取所需的历史研究是不对的。研究的过程中间不考虑功利的因素，这样才能研究得好，才能事实求是。日本的一位学者研究称，钓鱼岛自古以来不属于日本，而是中国的。但研究出来和国家利益有矛盾怎么办？那就是在运用的时候，要考虑国家的利益，考虑自己的立场。有时候，为了利益颠倒黑白，这就会害了国家。

问：觉得作为一个学者，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环境下，如何才能对政治产生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葛 教授：首先要出以公心，我们要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而不是仅仅代表某些利益集团；其次要了解情况，不然提出的问题就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第三，从建设性出发来解决问题，提出问题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找茬，有的时候政府做不到的一些事情，也要理解。说话逞厉害，其实并没有什么作用。

问：您是一位历史地理学家，但同时又能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就您的经验而言，你怎么理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

葛 教授：以前，各地的人发给我很多的检举信，原来我都坚持回，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一切都是量力而行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的”是片面的。历史的可以应用到当代，只是有时候具有当下的意义。当这另一层的意义则是，没有当代意义的就不去研究，这明显是不对的。历史只是解释，很多对当代意义很小，但结果不重要，研究的过程就是对人们历史观念的提高。

问：您在两会期间被媒体称为“炮手”。比如直陈“教育投入占4%的目标从来没实现”，继而抱怨“政协委员因为都是兼职。但是我们看到提出的很多议题，比如教育投入的问题并没有一个结果，你怎么看待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和政府实际采纳施行之间的这种断裂？这种断裂有何救赎的办法？

葛 教授：其实改革开放中就包括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教育投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政府也很重视，但财政部的拨款和转移支付数额的计算很困难，但总的来说教育的投入还是很低的。当然我们更关注的就是“钱怎么花”“怎样达到更好的效益”这样一些问题。作为代表我们只是反映大家的意见，但政府有一个综合平衡的过程。以前一个市长对我说，他总是会面临多种专家的建议而难于选择的问题。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民主和集中的度怎么把握，任何一个事情社会的意见总难于一致，那么政府就要做一个调剂，把握住这个度。政府权力太大和太小都不好，政府对于我们的意见全盘采纳也不见得好。意见的提出和采纳，这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

问：我们知道中华文化标志城事情，您的遭到了舆论的质疑。意见有两派，一者是您作为一个公立大学的教授接手了这样事情，名分所在，做好一件事情；但同时很多人觉得您应该是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应该和当局保持一定距离，扮演一个批判者。你怎么看待这体制内的身份和体制外的期许的矛盾？您怎么消解这种压力？

葛 教授：对于第二种意见我是坚决反对的，这些人完全是在不了解背景的情况说的。这就好比一个外科医生做手术时，不应该考虑病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当然你可以在手术后对他进行评判。国家需要做一件事情，作为一个教授参与进去，也没有错，因为该不该做是政府的事。有些知识分子说这样的一个工程会存在贪污，但试问一些事情难道有贪污我们就要因噎废食么，这样的话，那就什么都不要做了。其实，谁贪污就用法律惩治就好了。这些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是对的，但不好的地方就是常常把道义和现实完全对立起来。我一直把它看做一个命题作文，题目已经确定的，我是自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