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原《中国日报》社长阮毅成，恩师是我国知名报人成舍我，记者面前的阮大方，一辈子似乎都在跟传媒打交道，自嘲“天生叛骨”的他，见证并推动了台湾从威权到民主政治的转变。
 
   “成舍我教导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想我做到了。”9月28日，在我校做讲座前，69岁高龄的阮大方在八号楼住处接受了记者团专访，将自己不平凡的传媒生涯娓娓道来。

点燃“保钓运动”导火线的小记者

    “除了新闻外，其它的都不愿学了。” 受父亲影响，阮大方从初一开始就对新闻着迷，回忆起当年的冲劲，他脸上笑眯眯的，还带着一份自豪，因为当他还未从台北世界新闻学校毕业时，就已经在48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求得《联合报》助理记者一职。

     毕业，服兵役，当宪兵排长，25岁的阮大方意气风发，身板硬朗，积极投身于台北《经济日报》的政治新闻中。 

    1967年，阮大方开始闯出他传媒生涯的第一个“大祸”，当时，美国决定放弃托管琉球群岛和钓鱼岛，并照会台湾当局，决定由日本接管上述地域。蒋经国则下令台湾各媒体对此“禁声”。
然而，不巧的是，台北《经济日报》社长并没留心自己抽屉里的禁令，一转身就走了。 

   “现在想起来他做得很绝。”年轻气盛的阮大方得知消息后，到图书馆四处找寻相关资料，2天下来，连写6篇专栏文章，以详尽的史实和犀利的文笔抨击当局。蒋经国一怒，下令停刊。

    第二天一大早，当阮大方叼着香烟上班，看到总编习惯性地掐灭时，他等到的却是总编被撤职，自己改跑公司线的命运。

调查后唯一没收红包的记者

    当阮大方求学于世界新闻学校时，成舍我就任该校校长，阮一直牢记恩师“贫贱不能移”的教导。提起如今台湾传媒界乱收红包的现状，他猛地把手向下一斩，叹道：“那帮小子啊，光收钱！”

    台湾轰动一时的“金饭碗事件”中，阮大方就成了唯一一个没收红包的记者。 

    资产雄厚的台湾青果合作社为办庆功宴，召集了30余名记者，给他们提供五星级酒店待遇的同时，又在每个人的房间塞了一笔红包。阮大方看到红包后，立马追上合作社的招待，将钱甩了回去。

    事件败露后，连调查人员都感叹不为金钱所动的阮大方，“要知道，那笔红包有4000多台币，而我当时的工资才8800台币。”阮大方说。

“没有江南命案，就没有报禁解除”

    台湾媒体人大多认为，没有江南命案，蒋经国就不会解除报禁和党禁。
 
    阮大方和江南私交甚密，江南还把自己写的《蒋经国传》连载在阮大方任副社长的加州《论坛报》上。当江南因此被蒋经国派出的人暗杀在家，而自己也在国民党当局“黑名单”之列时，阮大方仍坚持连载。

    无奈下，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还把阮毅成找来，令其在自己办公室给阮大方打越洋电话。

    阮毅成很聪明，一开口就跟儿子说：“我在你蒋伯伯办公室里。”

    阮大方一听就明白了，父亲被迫将自己一辈子都不讲的八股都如数家珍地一一说来，他也以自己不能下决定为由，没有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