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6日,校长李培根院士签署了“校党[2006]69号”文件,决定“聘张昆同志任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
新任院长上任后有何感想?他准备如何带领武汉地区第一家大学新闻教育机构、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新闻学院迈向新台阶?他如何看待学生与学院的关系?本刊记者带着这些问题,敲开了院长办公室的门。
接受任命: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青年时代》(以下简称“YT”):张院长,您好!您是今年暑假正式接任学院院长一职的,请问您在接到这一任命前后有何感想?
张昆院长(以下简称“张”):我的心情比较复杂,感到责任重大,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们学院有了自己的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学科排名位居全国同行的前列,已经处于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但是,我们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高校相比,综合平台优势不大;与人大、复旦等老牌新闻院系相比,学术积淀明显不足;而与上海、广东等地的高校比,地缘优势也有差距。所以,要想在这么一个高的平台上继续向前突破,我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事实上,我对华中科技大学是非常熟悉并有很深感情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华中工学院新闻系第一任系主任汪新源就找过我,之后和系主任程世寿、院长吴廷俊也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另一方面,学校、学院领导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在接任院长前,校领导问我有什么要求,对我提出的学科建设方面的条件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在今后的四年内,学校在日常投入的基础上每年再投入30万元,以支持学院的学科建设。学院老一届班子对我已给予了无私的支持,行政交接顺利,工作运行正常。
YT:您作为教授、博导,承担了很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同时您现在又是一院之长,行政事务也是非常繁重,像我们前几次采访您,您都在忙于开会。在教学、科研和行政方面,您又是如何来平衡的?
张:刚开始还真有点手忙脚乱的感觉。院长的行政事务太繁琐,会占用很多做学术的时间。但作为院长,肩负的责任重大,你就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论是教学、学术研究还是行政管理,都必须做得非常到位,在目前的过渡期尤应将履行院长的责任放在首位。所以,我有时候也向老院长(记者注:前新闻学院院长吴廷俊教授)请教,自己也在看一些相关的书籍,不断给自己充电,争取提高效率,同时也不耽误学术研究。
人才培养:把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YT:我们知道,我们学院在招收全日制本科、硕士、博士的同时,也招收了很多成教、网院的学生,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我在“十大关系”中也曾涉及这个问题。我们目前形成了全系列、多层次、多类型的培养机制,学生分不同层次和类型,如全日制、成教自考班、学位课程班等。全日制的学生是最重要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是我们的主打品牌,我们一定要狠抓质量;对于非全日制的学生,我们也不能盲目追求规模和经济效益而在教学质量上放水,我们一定要顾及自己的品牌,要时不时地用带油的布去把我们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绝不能泼污水上去。
YT:据我们了解,咱们学院的同学们非常想知道,您作为一个如此年轻有为的院长,对人才的培养有怎样的看法?
张:近年来,随着大学的扩招,学生数量急剧增加,但是教师的数量并没有相应的增长。由于老师的时间精力有限,近年来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质量均有所下降。因为老师精力有限,带的学生多了,分给每个学生的时间也就少了。而且现在研究生学制也从三年压缩到两年,学生还要用半年左右的时间找工作,真正在校的学习时间是非常短的,这是学界的普遍现象。
而对于教师,我们要求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有些老师一味的追求学术上的成果,教学的精力投入不够,所以有必要在实质上提升教学的比重;在加强教学地位的同时,也要注重教学和科研的结合,在教学过程中来发现科研的新问题,以科研成果来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从而实现一种良性互动。所以,我们准备进一步强化教学工作,对于教学评估不合格的老师则实行一票否决制。
学生地位:学生也是学院的主体
YT:据有些同学反映,我们学校的学生实习时段集中在毕业前一年的7月、8月,9月又要赶回上课,实习的持续时间很短,有时刚熟悉实习所在媒体的情况,实习就结束了。您是否想过改变这种情况?
张:这个问题属于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新闻传播是应用型专业,既强调知识结构的合理化,又注重能力的培养。按照当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学院理论教学的比例比较大,而能力培养的教学比例相对不足。实践教学应该贯穿四年的培养过程中。另一方面,我们新闻学是一个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理论教学一定要靠近学术最前沿,实践环节也一定要跟上,要鼓励学生利用课堂和假期实习来完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能力。
在理论教学方面,也存在着一些设计不合理的问题。比如说一些课程之间存在着重复的现象,研究生课程和本科课程之间也存在着区分不明的现象。根据当前的形势,对理论课程应该进行精炼协调,而对实践教学,则应该加大力度。
YT:在您心目中,学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张:我认为学生和老师是具有相同地位的两个主体。学院办得好不好、办不办得下去,主要看学生,看同学们的质量,看同学们愿不愿意来,看同学们毕业后的去向。从某种程度上说,老师是生产者,学生是消费者。从老师的角度来看,学生的存在决定了老师的存在。我们能维持这么大的师资规模,新闻学院能成为老师的安身立命之所,正是因这些不同类型学生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学生给了我们饭碗。所以,学生工作应该是学院的基本工作。所谓教学相长,作为老师,应该意识到学生的主体地位,保护学生们的基本权益,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
个人成才:责任是我最大的驱动力
YT:我们了解到,您在求学道路上两次跨学科,本科学历史,研究生学新闻,博士学的又是政治,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请问您当时跨学科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张:其实这纯粹是一种偶然。我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当时想法很简单:“不穿草鞋穿皮鞋”,走出去就行了。由于我历史成绩很好,就报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之后选择新闻也很被动,我是历史系的学生会干部,在武汉电台负责一个爱国主义讲座,而当时武汉大学正需要新闻系的老师,要我留下。这是党的安排,必须服从。所以,我就把事先填报的报考历史系研究生的志愿改为了新闻,就这样我去了中国人民大学读新闻。回来之后,出于对政治的爱好,再加上新闻与政治联系也比较紧,我便在武汉大学读了政治学博士。所以,可能出乎你们意料吧,我这几次选择跟理想并没什么关系。
YT:您是“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入选者,在学术道路上一直破格提升,您35岁被提为教授,36岁便担任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这在当时是一个新闻了。那么,能谈谈您成功的经验和体会,来和我们学生分享吗?
张:我这一路走得比较顺,并不是自己有多高的水平,应该说是机遇比较好,还有老一辈对我的提携。经验谈不上,可以说说我的一些体会。我总觉得学校给我发工资,学生交了那么高的学费,并且对我充满期待,我就必须不断努力,不断创新,不断以新的东西呈现给我的学生。
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让我丝毫不敢放松。可能有人会认为我能在学术上取得一定成绩,一定是乐在其中,事实上,我并不认为做学问是一件快乐的事,相反,做学问是件苦差事,但正是由于这种责任感的存在,才促使我在学术上不断攀登。还有一点就是,做学问一定要脚踏实地,要静下来做大量的文献工作,要对学界相关的研究有一个通盘的了解,比如有哪些人在研究、从哪些方面研究、出了哪些成果、还有哪些未研究到或研究的不尽合理,这样才能确定你的主攻方向和要突破的难点,所以决不能投机取巧,学术的道路是没有捷径可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