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华中大，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宿舍里、在超市内、在马路上、在车棚旁、在教室外……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默默无闻，无人欣赏。可是华中大却离不开他们——这些辛勤的劳动者们。没有他们，就没有干净的宿舍，没有便利的出行，没有安适的生活……五一劳动节，让我们走进这群人，去体验他们的劳动生活，感受他们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

修车师傅何爱国 : 韵苑七栋门前的“老黄牛”

作者：吕立夏 张翼飞

    从1994年起，除去每年寒假的二十几天，韵苑公寓7栋前的修车师父何爱国，每天都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七点。如今，他已经在华中大度过了将近17个年头。

    “他这行是很辛苦的，这么多年，他就像个老黄牛一样。” 韵苑公寓7栋的楼管阿姨说。何师傅家住黄陂，由于工作原因，他每年只有过年时才能回一次家，半年才能和妻子孩子见上一面。

    何师傅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中午11点吃饭，12点开始进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段，补胎、换胎、修刚钻……每年九月份开学期间，是何师傅一年中生意最火的时节。

    不工作的时候，几张报纸、一个收音机就成了何师傅的“伴侣”。年过40的何师傅从学会修车技术后就一直在我校工作，见证了我校从华工到华中大的转变。他感慨道：“没想到华中大能变化这么大，卫生条件什么的都比以前好太多了，华中大在越变越好。”

    何师傅的车摊前摆放着一个小黑板，上面公布着一些物品的名单。原来，何师傅经常在车摊捡到同学们丢失的手机、银行卡、钥匙等物品，他便想到了这个方法，帮助同学们寻找遗失物品。

    “何师傅人很好，对我们都很有耐心。每次车子出了点小毛病，何师傅都会很耐心的帮忙修理，还不收钱。“材料学院的邵同学回忆说。有次他从网上邮了辆山地车，很多零件需要自己组装，需要用的工具都是向何师傅借的。

    何师傅的车摊不仅在华中大备受欢迎，就连在外校也声名远扬。“华中大的车子卖的比别的地方都便宜，所以总是会有武大、湖北经济学院等校的学生专门到我这里来买车子。”何师傅脸上流露出浅浅笑容。 

收银员孙亚芬 : 平凡岗位体验平凡的快乐

作者：李雪竹

    “你好，一共是13块6毛。”“收你20块，6毛能刷卡么？”“找零7块，收好。”在韵苑学生服务中心二分店的收银台前,收银员孙亚芬微笑着为她的“上帝”提供服务。

    去年11月，孙亚芬成为这里年龄最小的一位收银员。开始工作时，她只是边看边习，后来慢慢熟练了，才发现收银其实是个技术含量不高，只需要多加练习的工作。“自己第一次站上收银台的时候又兴奋又紧张，生怕自己出错。”

    “每当我听到同学们说我‘服务态度好’，或者对我说‘谢谢’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收银员也算是服务行业，顾客对我服务态度的认同，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面对枯燥的收银工作，孙亚芬认为,“每天能和这么有活力的同学们接触也就不觉得有多无聊了。”。

    超市收银员的工作是两班倒，早班从早上7:30到下午3:30；晚班从下午3：00到晚上11:00。一天八个小时的班，收银员们不但要重复说着类似的话，嗓子累的发干、发紧，而且她们还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算帐，不能让顾客或超市任何一方受损失，并且一天都要保持礼貌的的站姿。”

    虽然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头脑清醒，孙亚芬也难免会在不经意间在饭卡里打错钱数。一次，孙亚芬从一位顾客的饭卡里多扣了些钱，她找还给了顾客等量的人民币，但是顾客非但不接受她的赔礼道歉，还说她业务水平不高，无奈之下经理出面才解决了问题。

    采访时正值上午课间，购物的同学越来越多，即使一直重复着类似的那几句话，孙亚芬也没有显现出不耐烦的表情，认真地给一个又一个同学结账。

    顾客渐渐地少了，孙亚芬笑着说：“原来觉得这份工作很累，也考虑过换工作，后来觉得超市里打扫卫生的阿姨和装卸货物的工人比我们更累！做一行就要爱一行，我喜欢现在的工作环境，也在努力争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掠影】润物无声：他们是校园里的普通人

摄影：黄正南

校园保安

对话梁木生：重塑劳动者的形象

作者：冯立然

    五一节来临，针对劳动者的形象和价值等问题，记者采访了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梁木生教授。

劳动者形象的变迁

    记者团：在人们的印象中，劳动者的形象总是变化的。比如五六十年代的劳动者形象常常拿白毛巾裹头或者围脖，80年代变成了拿着工具的知识分子，到现在这种形象反而变得模糊。为什么劳动者的形象会出现这样一个转变呢？
    梁木生：五六十年代劳动者形象比较单一，主要还是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一者，新中国成立之时一穷二白，能够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如工人、农民的作用就比较高；再有，这也和当时主流的政治宣传有关，突出单一的劳动者形象，有利于当时所倡导的社会改造运动。等到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重新获得尊重，人们开始尊重知识，知识分子也成为了劳动者的一部分，而此前知识分子则是被打倒的。
    从劳动者形象的流变，可以发现劳动者的“范围”正在恢复它本来的意义，即为增进社会总体福利而付出的人都是劳动者。人人都是劳动者，所以形象就大众化了，模糊了也不奇怪。

    记者团：也就是说，当时的情况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脑体倒挂”，脑力劳动者们得不到尊重与重视。你认为导致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在哪里？
    梁木生：事实上，物质劳动离不开精神劳动，社会越是文明，越不应忽略精神劳动，比如制定规则、推动制度文明的劳动者，谁能说他不是在劳动呢？导致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在两点：第一，错误的观念。由于价值观念不同，导致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内与计划经济体制外的人们对劳动者的认知有分歧；第二，经济发展水平低。举个例子，比如说，化妆师在过去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项不能算作”劳动者“的职业，因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人们的温饱问题尚且没有得到解决，又哪来时间修饰自我的容貌。
    如今随着经济水平的一路走高，这些职业都逐渐被人们认可，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们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对劳动者的错误认识得到了矫正，劳动者的形象回归了本真。比如资本家，比如掌握信息的人……他们都逐渐获得认可，“重新”成为了劳动者。中国财富模式的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多维要素创造出的财富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

劳动价值的重塑

    记者团：劳动者的形象如今越来越丰满，但同时关于劳动者的负面评价也似乎与日俱增。回顾最近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大多数都是因为部分人贪图利益而违背职业道德。按照您的想法，这些人能算做劳动者吗？
    梁木生：其实按照我的想法，严格来说，这些人不能够算作劳动者。劳动者应当是通过正当手段获取正当财富的人。当下中国的体制问题导致贫富差距过大，一部分人见钱眼开，就很有可能做出一些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事情。如今的情况是，一部分劳动者很自卑，比如马路上的清洁工或者街边的修车师傅，因为他一个月赚不到很多钱。
    事实上，我认为职业是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区别只在于你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自身谋得的利益只是你为社会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而已。然而，我们很多人对劳动价值的错误理解导致如今很多本不该发生的、有违社会道德的事情却发生了，这是大家都最不愿看到的。

    记者团：您认为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应当体现在哪里呢？
    梁木生：劳动价值不单单体现在个人在体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比如说广告，它凝聚了创作者的智慧和汗水，是劳动者自我价值的体现，同时它也为社会带来了经济效益，创造了财富。但如果这是一个夸大其词的虚假广告，给受众以误导甚至危害其身心健康，那这就不能称之为“劳动产品”。

    记者团：那您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劳动者，最底线的要求是什么呢？
    梁木生：我认为，只要能为他人提供幸福而创造产品的，都能被称为劳动者。这类产品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制度的。

大学教师是一类特殊的劳动者

    记者团：大学生们在学校接触最多，与自身关系最紧密的就是大学教师了。对于大学教师这一劳动群体，您又是怎么看待的呢？他们与其他劳动者有什么不同吗？
    梁木生：至于大学教师作为一个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主要是学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产品。我认为，无论评价标准如何变化，学生永远是大学教师最主要的产品。大学教师作为一名合格的劳动者，不仅仅是要单纯教授学生技能，更要能够培养出具有正确价值观的合格的劳动者。而且一个老师是否是一个合格的劳动者，在于他生产的学生作为未来的劳动者是否合格，并且合格与否是要在将来的劳动岗位发挥的作用评价的，不是仅仅以文凭作为根据的。
    一个大学教师，能为学生提供技能，提供价值观，提供认识社会、分析社会的能力，才是一名合格的大学教师，是一名合格的劳动者；反之，如果培养出的是手拿文凭，毫无道德感、无正确价值观的毕业生，那这样的”产品“就是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的含”三聚氰胺“的假冒伪劣品，这样的大学教师也必然不是一名合格的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