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团 周小琪 刘佳凤 见习记者 彭辰辰 

  笛安，女，全名李笛安，中国作家。2012年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著名作家李锐的女儿，1983年生于山西太原，2001年毕业于太原五中，同年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 2002年赴法留学，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社会学，2010年获得硕士学位。

  现为最世文化签约作家，《文艺风赏》杂志主编。获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2003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姐姐的丛林》在《收获》杂志成为头条；2007年9月出版中篇集《怀念小龙女》；2004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告别天堂》；2005年创作的《芙蓉如面柳如眉》是笛安的第二部长篇；之后出版的《西决》、《东霓》、《南音》、《妩媚航班》、《南方有令秧》等作品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2013年12月5日，2013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笛安再度上榜。

  近日，笛安来我校参加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举办的秋讲，在此期间，记者团《喻言》记者对笛安进行了一次专访。

关于《龙城三部曲》

  喻言：很多人认识您都是通过《龙城三部曲》（分别为《西决》、《东霓》、《南音》），而《龙城三部曲》的结局并不如许多读者设想的那么美好，像西决最后开车撞向陈医生，锒铛入狱，让很多人都接受不了，为什么会作这样的安排？

  笛安：我觉得在《龙城三部曲》的前两部里西决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太过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了，但我早在写《东霓》的时候我就想好要给西决一个这样的结局了。

  《南音》里陈医生这个角色内心的价值观是和西决完全不同的，陈医生在我看来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自我，西决其实不代表自我。我非常喜欢陈医生，我写到他的时候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做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想给大家展现的是，当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可以激烈到什么程度。

  在书里东霓经常说西决“伪善”，因为善良这个东西都是相对的，如果你要把一个相对的层面上的善良无限放大到一个程度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虚伪。我在写《南音》的时候也在反省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态度，创作《南音》对当时的我来说是让我能更加勇敢地去面对真实的一个过程，所以它的处理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比较惨烈。不过我自己还是很喜欢这样的结局，实际上很多人的人生看似风平浪静，但旁观者永远不会知道他们这样的人生是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换来的。

  喻言：所以这个结局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结局？

  笛安：对。像南音最后所面临的选择，必须要在一个真正爱的男人和一个年少冲动时选择的男人之间抉择，当大家都已经原谅了她年少时的“冲动”后，她的内心又有了更大的“冲动”。我让她做这样的选择其实也很心疼，但每一个小说里的人物都有他/她自己的命运。

  喻言：那南音的命运是您一开始就设定好的，还是在创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想法？

  笛安：我一开始创作南音这个人物的时候就想好了要让她遇到一个她自己真正爱的人。她和苏远智在校园里那种少男少女朦胧的初恋其实算不上是真正的爱情，我想让她遇到真正的爱情。她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很多，有过很多的挣扎，但她最终选择的其实是生活。像我在书里写的一样：“我们都终老在这个故乡，看得到自己人生的重点，最后会变成自己墓碑上的一簇野花”。我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是很难过的。

关于《南方有令秧》

  喻言：您之前创作了很多现代小说，您怎么会想到写《南方有令秧》这样一个以“贞节牌坊”为主题的古代小说呢？

  笛安：我在写《南音》的时候有一个人来问我愿不愿意写一个舞台剧，我当时很认真地想过如果要写一个舞台剧会写一个怎样的故事。我最初对《南方有令秧》的设定是一个喜剧，一个女人为了贞节牌坊而奋斗终生，它有一个反讽的意味在。但我也不是单纯地想要去讽刺什么，一个女人为了贞节牌坊做了所有不贞节的事，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一种荒诞的感觉。虽然这个舞台剧的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了，不过后来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提起了这件事，跟她们说了我这个想法，她们就叫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

  其实我在写完《南音》之后觉得自己在现代小说这个领域也就这样了，我认为我在当时不可能再写一个超越《龙城三部曲》的故事了，所以我就想要不然写一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故事挑战一下。但是要把一个故事变成一部小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小说要求的东西更加扎实，特别是一些历史的细节考据。

  喻言：那您在创作《南方有令秧》的时候会觉得很吃力吗？以后还会写这样的历史小说吗？

  笛安：写起来并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那么艰难。我一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写这本小说，但这一年里是断断续续地在写，事实上最后成稿的大半的内容都是在一个月之内写好的。

以后还说不定，我对历史有兴趣，但并不是那么地热爱。

关于《文艺风赏》

  喻言：为什么会想到要做一本《文艺风赏》这样的杂志？您觉得这本杂志传达的是一种怎样的价值观？

  笛安：最初是小四（郭敬明）跟我说的。当时公司确实发展到了一个程度，在青少年群体中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市场。我们会想今后我们的读者也会长大，等他们长大之后看什么，然后就有了做杂志的想法。

  我觉得应该是“用一种审美的态度看世界”，不是功利的，也不是符合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学的。《文艺风赏》它至少能给一些有梦想的青年提供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喘一口气。

  喻言：现在是一个传统媒体式微的时代，许多报社和杂志社都纷纷倒闭了，在这种大环境下，《文艺风赏》的现状如何？是否会作出一些顺应时势的转变？

  笛安：大概是从13年开始吧，国内的纸媒开始出现断崖式的下跌，每个人都说纸媒会死，其实我在接手杂志的第一天就想过它可能会死。我在14年的时候写过一篇主编手记，我就说“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日子可以撑”。

  《泰坦尼克号》里有一个情节让我很着迷，船撞了冰山以后有一群乐手一直坚持演奏到了最后一刻，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甚至比主角之间的爱情更加让我感动。《文艺风赏》于我，就像音乐于那群乐手一样，这是我坚持的一个东西，我会坚持到最后一刻。但是坚持了一两年之后发现它也没有要死的迹象，既然它没有死，我就相信它会变得更加好。

现在我们也在向新媒体这个方向做一些尝试。

  喻言：您当了这么久的杂志主编有什么体会？

  笛安：我们杂志的团队人数很少，这么久以来虽然人数有变动，但最多的时候也就只有六个人而已。刚创刊的时候因为人手不够，杂志里面很多不起眼的小文案都是我和咪咪两个人写的。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我去跟人家约稿的时候我只能跟他们描述这个杂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连本样刊都没有。我很怕人家不给我们写，确实也有人拒绝，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用担心了。

  我当主编主要负责的就是选题。我们杂志开选题会的时候有一些选题我自己是不感兴趣的，但是我作为一个主编必须要考虑到整个团队的利益，只要有过半的人同意那些选题的话就通过。总的来说当了主编之后，我更能体会到团队的意义和合作的重要性。

关于文学创作

  喻言：您在国内上大学时的专业是历史学，出国后读的是社会学专业，这两个专业的学习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

  笛安：我其实只学了两个月的历史学，并没有学到很多东西就出国了，所以我一般不敢跟别人说我学过历史学。

  出国之后上了一年多的语言学校才上的大学，本科在社会学系，研究所也是社会学这个大类的。我觉得学习社会学对整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会有影响，至少在学习了这个专业以后我在看待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会有跟别人不一样的视角。比如说我以前看《红楼梦》，我就单纯看的只是一个故事。后来学了社会学之后再来看，就会更加关注贾府这样一个大的系统是怎样运转的、大观园里面的人情世故这些东西。我会开始去欣赏这样的东西，这跟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有关系的。

  喻言：您笔下创作过许多个性鲜明的女性，比如温暖倔强的天扬、娇艳决绝的东霓以及天真锋利的令秧等等，这么多人物中您最喜欢哪一位？她们身上是否有您的影子？

  笛安：我比较偏爱天扬，她是我梦想中的自己，而且第一个女主角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我可能会在今后创作的小说里面再让她出现。我有一个私心，希望我的第一个女主角跟着我一起成长，一起长大、一起变老。

  很多人会说东霓最像我，他们事实上都误解了，那只是一个创作。我身边非常了解我的朋友都认为令秧最像我。我少女时代就是这个样子的，有点儿二缺，但是身体里又有一种不知来源的非常强大的能量。

  喻言：当您在创作一个跟您自己的价值观不符的人物，或者说您在书里传达跟您不认同的价值观的时候，您的内心会有冲突吗？

  笛安：我经常创作跟我价值观不一样的人物。一个成熟的作家必须要越过一个坎儿，就是你不能只写你自己，必须要学会写别人，这是一个创作观念的问题。好的创作不应该只是表达自己，而应该要构造出一个世界出来。

  往深里说，创作一个人物比表达一个作者的观念更加深刻。如果你写的小说最后只让别人记住了你传递的价值观，那我觉得你的创作挺失败的。文学创作一定有一种比传达价值观更加强大的力量在，这里面有一个无限阐释的空间，所有读者都可以无限阐释文学作品。

 传达价值观的任务应该由其它媒介来做，比如说像我们做杂志，杂志的内容传递的就是一种价值观。

关于影视改编

  喻言：与您同公司的郭敬明的《小时代》、《爵迹》，以及落落的《剩者为王》都已经改编成了电影，您的作品将来是否有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的计划？而且他们都是自导自编，您今后是否会挑战一下导演和编剧的角色？

  笛安：现在已经有交易出去的版权了，我最多只会当编剧。

  喻言：您不担心别人会把您的作品过度改编吗？

  笛安：影视剧最后是导演的作品，不是我的作品。我既然版权给你了，那我就会尊重导演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