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张心怡 见习记者 张笛扬 张光辉

    马晓霖，高级记者、中东问题专家。曾被新华社派驻中东多国任战地记者。结束战地报道后，马晓霖受命担任《环球》杂志总编辑，将这本陷入困境的老牌杂志改造成颇有影响力的高端时政双周刊。之后，他又投身互联网创业，创办中国唯一一家全站实行实名制注册的博客网站博联社，致力于构建一个交流、交友和交易的网络平台。

    作为一名中东地区战地记者，他的经历有何特别之处？记者在社会中应该担当怎么样的责任？一个成功的记者需要具备哪些素质？他转型投身互联网又是出于何种原因？9月28日晚，马晓霖做客我校人文讲座。在讲座开始之前，马晓霖在下榻的酒店里特地接受了记者团的专访。

“战地经历只是记者生涯的一部分”

    记者团：您最初是如何与中东问题研究和报道结缘的?

    马晓霖：我大学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读的是阿拉伯语专业，因为我本身就是回民，跟他们在历史上也有渊源，我从小就会说几句《古兰经》。毕业后我去了新华社，便成为了中东问题方向的记者，之后便一直从事中东问题的研究和报道。

    记者团：您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战地记者”这一特殊身份？

    马晓霖：我一般不太愿意突出自己战地记者的身份。我在中东常驻的时间，应该算是5年多。其中两年是在科威特，后来去了巴勒斯坦，在巴以地区驻地3年，其中一半的时间那里有大规模的冲突、战争、流血，还有死亡。回来以后再出去就是伊拉克战争，在巴格达两个月。整天都是跟死亡，流血打交道，报道的新闻也就都和战争有关。

    记者团：为什么会不想强调“战地记者”的身份？

    马晓霖：那没有意义。许多的记者都会有战地经历，它只是记者生涯中的一部分。许多和平环境下的记者，危险不比战地记者差。我17年是干记者的，战地记者只是我经历中的一小部分。其实除了需要一些勇气胆量和责任心之外，战地也没什么特别的。可能大家觉得战地记者危险、比较神秘些，所以更强调他们。其实你要谈这个范例的话，我们新华社牺牲的就有150多人了，健在的人里面，还有很多残疾的。跟他们相比，我们就没什么资格来谈我们是战地记者了。

    记者团：您有没有离死亡很近的时候？每天都要目睹那么多的悲剧上演，您的心理过程会有怎样的变化？

    马晓霖：当然有。那时候的心理状态很复杂。刚开始的时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经历危险的时候根本不知道那是危险，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完全就傻掉了，到后来就是越来越害怕危险。但无论多怕，还是要去采访。毕竟是男人嘛，就是那种很不甘心，什么都喜欢凑热闹，去亲自见证，加上还有一份好奇。所以经常就处于去了后悔，后悔了还要继续去的状态。实际上我觉得，战地记者的身份在一段时间里让人很兴奋，但时间长了以后就发现它是一种十分痛苦的记忆，就跟做恶梦一样。

    记者团：您认为什么原因让你在这个行业做得如此出色？您对战地记者这份职业所怀有的持续不断的热情从何而来？

    马晓霖：首先是运气吧，很多时候子弹都是擦肩而过。有的记者，刚去战地就牺牲了，而我驻外那么多年毫发未伤，是有很大成分的运气在里面的。另外，时间长了积累了许多经验，久病成医嘛。除了我从小培养了坚强的性格，还有豁达的态度、乐观的精神，让我能够把自己从那种环境中解脱出来。

    我觉得我的热情来自于个人志向、才华、兴趣和个人情怀怀多个方面。我认为有一定天生的原因，比方说我好奇心强，愿意冒险，希望与众不同，能吃苦，又是比较倔的人，还包括记者的那种敏感性。记者这个职业，既需要你非常有激情，又要求你拥有理性。懒虫是当不了好记者的，不愿出人头地的人也是当不了好记者的。

“做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记者团：有人说：“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您作为一位常驻中东的战地记者，除了把真相告诉世界之外，您认为这个职业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在社会发展中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马晓霖：我认为无论是战地记者还是普通记者，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在巴勒斯坦的三年，我亲眼见证了巴勒斯坦这三年的历史：大量的碎片，大量的细节和大量鲜活的事件。很多东西，不亲身经历是写不出来的。作为战地记者，我有大量的照片和文字，这是别人无法拥有的。

    另外，记者也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或者历史观的评判者。我想正是因为记者的存在，历史才不至于被统治者所垄断，不至于是统治者可以随意改写的。全世界通过记者这个桥梁了解事件的发展真相，才能保证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记者团：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确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可是记者也不是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您如何看待新闻自由的问题？

    马晓霖：我觉得任何地方都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即使是美国，新闻也摆脱不了利益集团的干预，其实中国也是一样。完全的新闻自由，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还只是个理想，这之间包含着民众利益和统治者利益之间的一种平衡。但是我觉得，在大部分情况下，新闻自由还是有保障的。新闻自由算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最高追求，就像任何事都不能做到完美，我们只能追求完美一样，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到最大程度上的新闻自由。

    记者团：做了战地记者这么多年，这些丰富的经历对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你后来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马晓霖：我在加沙的三年，就是“毁三观”的三年，我历经了太多的生生死死，这些经历也改变了我对我整个人生的设计。经过了那些年，我特别反对暴力、战争、流血事件、极端主义，任何事情还是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比较好。像我那时候待的战地，现在依然在打，双方土地都没有多一分少一分，可是人没了。所以，战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那几年我对阿拉伯世界的习惯、风俗和宗教信仰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些也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我认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无论你是当大官、挣大钱、做大学问，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活好，你每天要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人随时随地可能就没了，那时候你会留下很多的遗憾。这几年我很少上电视了，大部分时间留给自己去旅行，在有生之年，趁自己年富力强还能跑的时候，多看看这个并不大的星球，去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记者团：作为一名高级记者，您对我们这些未来可能要从事新闻业的学子有什么希望吗？

    马晓霖：高级记者就不要说了，这只是一个职称，记者没有大小之分。对你们这些未来的新闻人，我希望你们首先要热爱这个职业，第二不要把这个职业理想化，第三也要把它看做平常的一份工作。最后，你还要耐得住寂寞，路要一步一步滴走，经验也是慢慢积累出来的。

“博客实名制是个体责任的象征”

    记者团：您曾担任《环球》杂志的主编，并且把这份陷入困境的老牌杂志变成了高端的时政刊物。那您后来为什么又投身互联网，能说说原因吗？

    马晓霖：这可以说是我传媒生涯中不同的站点吧。《环球》杂志我“三进三出”，这之间经历了内容的重新定位、版面的改造、发行策略的调整还有同事们的配合，把《环球》杂志做起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干了两年之后，我觉得可以交差了。其实我从加沙回来之后就找机会要离开新华社，我不可能在这里干一辈子，我也没有兴趣接下去当局长、当部长，这没意思，共和国无非多一个姓马的干部。

    那时候互联网已经风起云涌了，我当时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要投身互联网；第二个是不留在体制内干了。其实做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这种新的开始是归零，之前在新华社留下的名誉通通没有了。但是我才四十多岁，我最少还有二十年，这不是说是从一岁到二十岁的二十年，而是我已经有了四十多年能力、经验的积累，这时候我觉得我应该重新地活一场。所以我投身互联网创业，想去闯一闯。

    记者团：博联社是中国唯一一家要求实名制注册的博客网站，可是很多人认为匿名是对人的一种保护，认为在匿名状态下更有安全感。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马晓霖：在微博上非常有影响力的都是我们俗称的“大V”，你看那些“大V”哪个不是实名的？在微博产生之前，那些“大V”的影响力都很小，正是实名打造了他们的个人品牌，提高了他们的号召力。实名制的条件下，人们通过网络展示自己的才华、自己的学问和见解，同时也让大家来评判我的东西，使个人的价值最大化。

    另外，实名制最大的一个好处是自我管理，让社会能高度自治。不仅微博、博客要实名制，生活中，办银行卡、手机卡，买车买房等等都得实名制，它就是对你真实信息的统计，目的就是减少管理中产生的摩擦。当然，实名制的阻力很大，有人认为实名制之后在网上说话不再那么痛快了，但这不是坏事，实名制让你自己知道自己发言的边界，让人不会轻易触犯到他人或大众的权益。

    记者团：平时关注您的微博，看到您对于时事政治、民生问题都特别关注。博联社的微博也是。您是不是会有组织地去进行一些社会问题的讨论？

    马晓霖:我专长的是中东问题和与外交相关的东西。但是时间长了，许多人就说你太虚伪了，老是关心国外的事情，国内的事情你都不关心。实际上我从国外回来以后在深圳晚报开过一年多的专栏，基本上不谈国际的，全是国内的话题。

    但我认为作为一个有国际视野的媒体人，首先既没有纯国际的东西，也没有纯国内的东西，我当《环球》总编是就说要培养国民的大国际观，大世界观。全球化了，要学会站在中国的视角看世界问题，站在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一些大的变化。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这么强，咱随便一个领导的变动，或者上海那儿调整一个什么自贸区，马上就影响国际股价了。

    我提倡实名制就是让你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你坚决不能骂脏话，因为你的名字已经贴在这里了。你只要带着马甲，你就很有可能没有责任。你发个泄，骂几句脏话，你就感觉很潇洒，你不受惩罚，因为别人不知道你是谁。你要有实名之后就会发现，网上的脏口也会影响现实中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