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万紫欣 记者 张雯怡

从跨越学科的坚定求索，到科研前沿的持续突破；从深耕亚洲人群遗传学的执著坚守，到服务国家需求的使命担当，十余载科研征程，见证了一位学者对“天道酬勤，厚积薄发”的坚定实践。他就是第12届树兰医学青年奖获得者、公卫学院王超龙教授。

以交叉学科为径，以人民健康为向，王超龙用执着探索书写了中国科学家勇攀科技高峰、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篇章。从构建亚洲人群基因组图谱，到研发重大疾病分析模型；从解析人群遗传奥秘，到投身疫情防控一线，他的科研足迹始终与时代需求同频共振。

跨界选择，以物理之钥开启生命之门

2008年，手握物理学学士学位的王超龙做出一个关键抉择：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攻读生物信息学博士学位。这一转变源于他对生命健康的深刻关怀。“参与公益服务时，我亲眼看到疾病给家庭带来的痛苦。”王超龙回忆说，这让他感受到生物医学研究的紧迫性。

王超龙选择当时尚属冷门的群体遗传学作为研究方向，并坚信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人类遗传数据将成为破解疾病奥秘的关键。留学期间，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泡在实验室和数据库里，每天与海量的基因组数据为伴，试图从纷繁复杂的遗传变异中找到规律。

2012年夏天，王超龙仅用四年时间便获得密歇根大学的生物信息学博士学位和统计学硕士学位。面对业界高薪邀约，他选择前往哈佛大学开展博士后研究，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科研之路唯有扎实积累，方能迎来突破。”他说。

创新突破，破解数据分析瓶颈

人类基因组数据浩如烟海，分析难度极高。王超龙的研究从基础问题切入，收集并分析了全球128个人群的全基因组遗传数据，开创性地将多元统计学中的普氏分析应用于群体遗传学研究。这一跨学科尝试取得了重要发现：不同地区人群的遗传结构与其地理分布呈现高度一致性，清晰阐明了地理因素在人类演化历史中的关键作用。相关成果发表于PLoS Genetics后，被《科学》杂志编辑专题评价为“为人群结构解析与群体遗传学方法研发提供了重要启示”。

面对群体遗传结构分析的技术瓶颈，王超龙研发一系列创新算法，成功攻克低深度测序数据噪音高、分布稀疏等技术难题；后续提出GMMAT和CLoMAT等统计方法，有效消除了人群结构与亲缘关系在遗传关联分析中的混杂效应。这一系列成果发表于Nature Genetics等权威期刊，成为国际同行广泛应用的研究工具。王超龙还与临床团队合作，成功定位黄斑病变、白内障、新冠重症等多种复杂疾病的遗传易感基因，为疾病机制研究与药物研发提供关键靶点。

填补空白，构建亚洲人群遗传图谱

2015年在新加坡工作期间，王超龙敏锐地发现：国际群体基因组学研究主要基于欧美人群，亚洲数据严重匮乏，导致其研究成果难以直接应用于亚洲。而新加坡拥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多元人群，为开展亚洲人群遗传研究提供独特条件。

王超龙牵头开展大规模亚洲人群全基因组测序研究SG10K，取得了系列突破：通过创新算法优化，将高质量基因型数据获取成本显著降低；首次系统发现大量亚洲人群特有遗传变异，修正欧美人群数据库中对部分变异致病性的错误分类，为亚洲遗传疾病诊断提供了关键依据。

此外，团队构建了高精度基因型填补参比面板，显著提升亚洲人群遗传分析的准确性；重构了南亚、东亚、东南亚祖先人群的迁徙融合历史；发现20个在亚洲人群演化历史中受到强烈自然选择的基因座，揭示了自然选择对亚洲人群表型与疾病流行特征的深刻影响。这些成果以封面论文形式发表于《细胞》等国际顶级期刊，被学界评价为“亚洲地区重要人群遗传研究进展”，为亚洲精准医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归国奉献，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2016年，国家启动精准医学研究计划。得知消息后，王超龙内心回国的念头变得无比坚定：“是时候回国了。这不仅是对出国深造初心的践行，更让我有机会将所学直接服务于国家卫生健康事业。”2018年，他举家回国加入我校公卫学院。

回国后，王超龙聚焦于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等重大慢性病的精准防控，带领团队发现了一系列重大慢性病的早筛早诊标志物和潜在干预靶点，形成了“群体遗传-病因探索-风险评估”的研究主线。他希望，这些研究成果可以转化为可落地的药物靶点和防控策略，切实服务于国家医药卫生需求。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王超龙临危受命，带领团队日夜奋战。他们通过实时疫情数据分析，揭示了新冠病毒的时空传播特征与人群易感规律，明确指出“高效综合干预是阻断传播的关键”。相关成果发表于JAMA并获编辑专题评论高度肯定。他们还创新构建了SAPHIRE动力学模型，首次实现对病毒传染力与未确诊感染者比例的同步精准估计——这一成果随后被国家疾控中心通过血清抗体人群抽样调查证实，以封面论文发表于《自然》，并获得BMJ专家高度评价。他们的研究不仅为疫情初期的防控政策制定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更为全球应对突发传染病提供了有效方法工具，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