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你曾听闻转基因食品，但是你有了解过转基因技术的真实情况吗？你知道科学家们“吵架”的关键所在吗？这些离公众很远的科学界“八卦”，一旦被错误传播必将造成人心惶惶的局面。
如何以通俗的方式，让公众更为清楚地明白那些复杂的科学知识，搭建“科学”与“公众”之间的桥梁？科学传播显得尤为重要。
近日 ，Knight科学新闻奖获得者、《科学新闻》原总编辑贾鹤鹏在做客我校新闻学院院庆讲座时指出，“中国的科学传播队伍亟需壮大，培养专业传播人才迫在眉睫。”
U型发展，任重道远
从法轮功广泛传播到张悟本“伪养生”一炮走红，再到板蓝根、食盐的大众抢购热潮，一个个真实的案例不断地敲打着中国科学传播界。尽管，中国号称有十万大军的科学传播队伍，但“中国的科学传播工作依旧任重道远。” 贾鹤鹏说。
在中国，科学传播的发展历程呈现U型，可谓历经曲折。1978年，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后掀起科普热潮后，《湖南科技报》、《山东科技报》成为80年代发行量过百万份的“大媒体”。就连我校新闻系创立之时，首先开办的也是科技新闻专业。当时的科学传播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但是好景不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潮很快就将“科学传播”冲到了边缘。当时，人们还曾一度讨论过要停办科学院。直到法轮功问题凸显，中国才做出反应。2002年，中国颁布了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部《科普法》，科学传播重新步入正轨。
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家一直担当着重要角色。据贾鹤鹏研究，科学传播的发展体现在科学家与公众互动模式的变化。早期科学家们把公众当作“白痴”，以传播知识为主，后来发展为向公众传播科学思想、方法，再到认同“外行也是专家”，愿意与公民平等对话。大多数科学争议，实质上也并非科学内部分歧，而是科学与社会的交融和碰撞。
同样，美国科学节联盟（Science Festival Alliance）在2012年委托第三方咨询公司对人们参加各种科学节和科普活动进行调查，得出结论是让人们参会的首要原因是与科学家进行交流。
虽然，科学家参与科普是一项社会责任，但在许多科学家因顾虑到紧张的时间和激烈的科研竞争，而不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与公众交流。如何拉近科学家与公众的距离，说服科学家们投身科普，成为科学传播工作发展的突破口。这也就为专业的科技传播人才提供了市场。
科学传播开创收益新模式
“实际上，科学家们也是科学传播的受益者。”贾鹤鹏介绍说。
科学传播能帮助科学家们获得更多同行关注、公众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据世界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研究发现，如果该刊的某篇论文被《纽约时报》报道，一年内它的引用数将比其他论文增加72%。
因此，知名国际科技期刊通常配有专门的媒体部门，制作新闻稿和通俗的内容导读。科研院所也往往具有比较稳定的传播团队，并会得到专项资金支持。在美国，科研人员与传播人员的比例达到了50:1甚至是30:1。并且，越是容易产生争议的领域，相关机构越会布置或外包更多的新闻传播力量。
贾鹤鹏还表示，这种“获益”新模式正逐步被中国的科学家们运用。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和团队搭建起专业平台、设立新闻传播队伍，对专业传播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推动着中国科学传播的新发展。
据了解，就在今年5月的公众科学日上，中国科学院公开表示正在筹建科学传播局。传播局旨在“面向国内外开展院重要创新成果、科研进展的公众传播工作”。相信，通过科学传播的制度创新和专业传播人才的大量引入，中国的科学传播事业将重获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