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白发苍苍，却仍然精神矍铄；他步履蹒跚，却两次挥手致意。12月22日晚，在一号楼学术报告厅，一位老者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走上我校“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坛，与大家分享他的科研经历和传奇人生。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技术经济与管理专家李京文教授。现年73岁的他，曾主持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京沪高速铁路等超大型工程的技术经济论证。

                                 苦难中成长 

    20世纪三十年代，李京文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可以说，李京文的少年时代是在苦难中度过的。

    “在我的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父母亲。”提起父母，李京文言语中饱含感激。他的父亲是广西中共地下党，长期从事农民革命运动。父亲的正直品行、进步思想，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母亲便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母亲用背带把我绑在背上插秧、收割……尽管生活十分困难，母亲仍然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坚强地挺了过来。”回忆起母亲，他满是敬仰，“解放后，母亲自学认字，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当选为全国劳模，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12岁时，日本进攻广西，他不得不借住在父亲的学生家。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房子的下层是牛棚，上面住人。每天吃的菜主要是空心菜，开水一焯，加上点盐巴，切碎了就能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读了古今中外许多书籍。既有《中国通史》、《论持久战》、《儒林外史》、《三国演义》，也有托尔斯泰的《复活》，果戈里的《钦差大臣》……这些著作在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苦难并不可怕，关键是自己正确地处理它。”李京文这样总结自己的少年时代。 

                                  曲折求学路 

    解放后，李京文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同学和老师的一致推荐下，他成为系里唯一被公派留学苏联的学生。1953年，他到莫斯科普列汉诺夫经济学院和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

    李京文回忆道：“在苏联，我们都不敢懈怠，学习非常认真。那时候，我们每天早晨五、六点就起床，切几片面包，抹点黄油，就着开水咽下去，穿上大衣就跑，出去赶地铁。在学校每天都要学习10个小时，晚上通常都在图书馆学习到很晚。”在外留学，免不了遇到语言上的障碍。苏联老师上课不用讲义，学生也不用教材，全靠记笔记。可是，由于所学俄语不够用，他经常连笔记都记不上，只有在放学后借同学的笔记抄好，晚上再回宿舍慢慢研究。但是，即使存在种种不便，在最后的结业考试中，他还是门门功课都得优。

   “那时候，一个礼拜要上28门课程，不像现在，课程这么少。”李京文表示，“对现在国内高校精简课程的做法，我不理解也不赞成。”针对现在许多大学生虚度光阴的问题，他满是忧虑。他说：“现在条件好了，但做学生的，还是应该勤奋。”李京文的一席话，如暮鼓晨钟，发人深省。

    由于成绩优异，学校留他继续深造。但他硕士毕业后，毅然放弃了在苏联继续读博士的机会，坚决回到了祖国。“那时候，国家需要我们，我们没有理由不回来。”他说。
 
                          告别官场，投身科研  

    回国后，根据国家的安排，李京文先后在河北省计委、国家计委工作，之后又被安排到国家建委、建材部工作。从处长到科长，再到办公厅主任……他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但是，从事教育与科研一直是他的理想。后来，国家科委对留学回国人员专业是否对口作了一项调查，他就抓住这个机会，进入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所工作，做他的老本行。“很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去，他们说社科院是‘花瓶’，一无权，二无钱。唯一支持我的人就是我的夫人。她了解我，知道科研才是我的兴趣所在。”就这样，他毅然告别官场，投身科研。

    回到他所熟悉的技术经济领域，李京文埋首科研，致力于工程项目技术经济评估、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等领域的研究，先后主持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京沪高速铁路等超大型工程的技术经济论证和环渤海圈、中部五省、海南、深圳等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规划制定等，并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共六项，省部级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10多项。
 
    如今，李京文已不再担任数量经济技术经济所的所长，但他却“退而不休”，继续带学生，搞科研。他感叹道：“这些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种习惯。”

    最后，李京文引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名言和《龟虽寿》作为本次讲座的结语。当他念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李老的背影中，同学们读懂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记者团 朱娟娟 刘卉 刘煜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