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献君:高等教育研究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来源:教科院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9-06-10 编辑:张雯怡

  近日,我校刘献君教授接受了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的专访,畅谈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与实践。


  刘献君,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实践出真知,高等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是互相推动的


  陈志文:您觉得一线的工作经验,对您做高等教育研究有什么帮助?


  刘献君:我从1969年大学毕业至今,这50年都在高校行政管理一线工作。这是我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一线的工作经验对于我的教育研究帮助很大。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再进行研究,得出理论、结论,研究与实践是互相推动的。由偶然到必然,再到自由,这是我的研究路径。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往往带有偶然性;必然则是客观事物的真理、规律,是事物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往往于偶然之中;而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是对事物的本质、真理的认识。


  在这里举一个我工作中的例子。1994年,华中理工大学把所有的文科放在一起,成立了文学院,我兼任院长。当时学校的文科力量很弱,要发展就必须取得理工科的支持,为他们服务。怎么服务?我提出,面向全校举办人文讲座。第一场讲座原本安排在一个中等教室,结果坐不下,临时换到了大教室。为什么大学生愿意听人文讲座?后来,这成为了我的研究课题。通过考察历史、了解学生状况、研究规律,我们认识到,大学教育不仅是专业教育,还要与通识教育相结合;学生的成长既需要科学知识,又需要人文知识,因此,在高校中进行文化素质教育是必然的。随后,我们推出了大学语文水平达标考试。


  陈志文:当年我曾收到你们学校一位学生写的一封信,说他终于过了英语四级,可以拿到学位了,但是提笔给家里人写信,居然不会写。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说英语四级不过拿不到学位,但是语文不过关,为什么就拿得到学位呢?我记得那是20世纪90年代,你们学校正好推出了大学语文水平考试。我采访了当时的杨叔子校长,写了一篇文章——《重了洋文轻了中文》还获了一等奖。(注:《中国青年报》载《重了洋文轻了中文——英语过不了四级,不给学位;中文水平不过关就可以拿学位吗?》)


  刘献君:对。后来,在教育部领导下,我们开始探索文化素质教育,主要包括三点。第一,什么是文化素质教育?我们的研究发现,文化素质教育不是一种教育模式,而是一种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并非某一个具象的东西。第二,文化素质教育起于知识、止于境界,从学习知识起步,但只有到了境界的层面,才能实现真正地融合。第三,文化素质教育具有渗透性,要渗透到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要与其它方面结合、协调起来。


  陈志文:对文化素质教育理解到位很重要,不能简单化、标签化。


  刘献君:对。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逐步探索和推进文化素质教育。首先,推动文化素质教育进入课程体系,这样才能持久,才能落实到每一位学生,帮助他们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我申请了教育部的一个重大课题,联合几所高校共同研究,从国内外通识教育及文化素质教育的状况、问题、经验入手,探索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特点、内容、体系等,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编写教材、开设课程。其次,开展社会实践。在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一些工科老师提出,“花钱搞文化素质教育不如买点设备”,“你们文科老师的文化知识肯定比我们多,但思想品德不一定比我们强”。这引发了我们思考,知识不等于素质,从文化知识到文化素质的中介是实践。于是,我们开始重视社会实践,由时任校长的周济院士亲自抓,上半年给本科生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暑期开展社会实践,下半年进行总结交流。再次,科学和人文是相通的,每位老师都要结合自己的专业课程进行人文教育。当时,我兼教科院院长,组织教科院博士生、硕士生对全校100位教授进行了深度访谈,包括杨叔子、裘法祖院士,收集了大量生动的事例,形成了材料。


  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一篇文章,总结了结合专业教育进行人文教育的八种方法:起于知识,启迪精神,渗透美育,行为互动,营造氛围,以悟导悟,以人为本,止于境界。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同志看到我的文章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对我们的探索实践给予了充分肯定。很多老师确实做得好,比如后来到武汉理工大学任党委书记的刘伟教授,他把热力学和生命相联系,讲到没有热就没有生命;又比如材料学的一位老师,讲到材料是人类文明的基石;还有一位老师讲的美育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不懂得美就不懂得丑,不懂得丑就没有羞恶之心,没有羞恶之心何谈道德?这把美和道德的关系说透了。


  陈志文:很多自然科学领域的老师在讲文化时,在某种程度上是用自然科学的逻辑体系去解读,非常有意思。


  刘献君:是的。文理其实是相通的、交叉的。


高等教育研究得解决实际问题,支撑高等院校发展


  陈志文:清华大学今年校庆日有一个活动,研讨综合性大学如何办好教育学院。我跟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江波聊了这个话题,觉得综合性大学办教育学院,说小了,要能给学校发展提供支撑,说大了,要能给国家发展提供支撑,而不能自娱自乐,甚至只管发论文,那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实际上也是在强调高等教育研究要以问题导向,要解决实际问题。在您这些年的高等教育研究过程中,还解决了哪些从需求出发的实际问题?


  刘献君:我非常赞同您的说法。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队伍是全世界最大的,文章最多的,但是不太管用。这些年,高教研究刊物就是研究者看,你看我的、我看你的,你引用我的、我引用你的,热热闹闹,但是校长不看、处长不看、老师不看、学生不看,似是不结果的树。为改变这种状态,从2000年开始华中大在全国推进了院校研究,研究每一所学校自己的问题,为其决策提供支持,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院校研究的开展,也是一个从偶然到必然、再到自由的过程。1999年,我接任高教所所长,我和张应强、沈红、别敦荣三位副所长探讨如何能办出特色。当时,中国有四个高等教育研究博士点,北大、厦大、华东师大和华中大,北大以宏观政策研究为主,厦大以理论研究为主,高教研究对于华东师大而言并非重点。根据我校的高教研究传统,我们决定以院校研究为特色。


  2000年我们成立了院校发展研究中心和院校研究所,首先进行院校研究的探索,弄清院校研究是什么。从学习美国院校研究开始,探索中国特色院校研究,最终明确了院校研究包括自我研究、管理研究、咨询研究、应用研究。2003年举行了第一次院校研究学术会议,此后每年举行。2007年经民政部批准,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这些年来,我们通过多种方式一直在全国推进院校研究。


  陈志文:说到这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做这么多年的研究,对学校发展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或者说支撑作用?


  刘献君:我主要是从实践中发现问题,然后开展研究,并将得出的结论写成文章、书,或者到高校作报告、咨询,从而对高校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针对高校战略规划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战略规划走向战略管理,将战略规划、战略实施、战略评价相结合的观点;针对高校分类、定位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的观点,后来成为了部分大学的类型定位,对促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发挥了较好的作用;针对学科建设,提出了没有一流学科就不可能建成一流大学的观点,提出学科建设要把握好方向、队伍、项目、基地四个要素,处理好内动力与外动力的关系等;针对大学德育研究,提出了大学生发展的三个规律、思想教育过程社会化、大学生第一个过渡中要解决四对矛盾(目标失落与确立、自我冲突与认同、理论困惑与选择、学习依赖与主动)、环境中偶然因素对人的影响规律等观点;另外,针对大学理念、学校办学特色、大学决策、学校制度、课程设计等方面的研究,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以高教研究为指导 促成了华中大的历史转型


  陈志文:您觉得,华中大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对华中大的崛起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它的价值是什么?


  刘献君:从朱九思校长开始,到杨叔子校长、周济校长、李培根校长等,华中科技大学历来有重视高等教育研究的传统。朱九思、杨叔子先生都曾带过高等教育学的博士生,李培根先生今年也开始带博士生。我曾总结过华中科技大学发展的七个关键节点,在每个节点上,华中大都经历了抓住问题、开展研究、推进发展的过程。例如,华中大发展的第三个关键节点是在1980年左右,由工科为主的学校转向综合性大学,这是华中科技大学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在全国工科大学里我们是最早办综合性大学的。


  陈志文: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们也是工科大学里第一个办新闻专业的。


  刘献君:对,当时有人说,工科大学办新闻专业,本身就是一个新闻。


  陈志文:从一所单科性学校到各学科全面发展,可以说,你们是在别人调头之前,提前调头了。


  刘献君:对。学科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因为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元素。我们起初开始研究学科时,根本搞不清楚学科是什么,专业是什么,课程是什么,多数人说不出来。其实,缺乏概念思维是我们在做研究时的一大毛病。因此,我们首先研究的就是学科是什么,专业是什么,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再研究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等等,并以研究成果指导我们的学科建设。


  在这里,我以文科为例,讲一下华中大的学科建设。我认为,一个学科的建设要经过起步、发展、提高三个阶段,各阶段大体都需要十年。上世纪80年代初,华中工学院开始创建文科,很不容易。1994年以成立文学院为标志,文科进入发展阶段。当时,全校文科有7个硕士点,文科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有2人,所有文科在一个大楼。到2006年,经过10余年的努力,全校文科已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9个省重点学科,26个博士点,6个博士后流动站,64个硕士点,文科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达到150多人,有8栋文科大楼。


  我们的文科能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依托学校强大的理工科背景和优势,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文科。每个文科学科都根据学校的理工优势,在学科交叉点选择了独特的方向,实现了重点突破。例如:新闻学院以新闻传播学与信息学的大跨度交叉,开辟了“网络新闻传播”方向;经济学院突出了数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共管理学院突出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电子政务;法学院突出了科技法学;中文系将语言学与计算机技术进行交叉融合,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哲学系发展了生命哲学等等。与此同时,我们还做了很多努力,如聘请学术大师、引进年轻博士、开展科学研究、建设实验基地、修建文科大楼等,文科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陈志文:总而言之,华中大的文科发展都是围绕华中大自身特色的。这种学科上的扩张是基于原来学科优势,不是盲目的,是在已有学科群的基础上再进行交叉融合。


  刘献君:对,确实如此。


  陈志文:您是高等教育研究界的前辈之一,您如何评价潘懋元先生和朱九思先生?


  刘献君:潘先生和朱先生是好朋友,都很优秀,潘先生偏理论,更多地是从高教理论体系的角度进行研究;朱先生偏实践,主要探索高等院校办学中的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40年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仍有难题需探索


  陈志文:在“985”工程实施期间,您曾有分管学科的经历。今天再回头看,您怎么评价“211”、“985”工程?


  刘献君:我认为“211”“985”都非常好地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比如“211”,一是明确了重点建设高校,二是开始重视学科建设。


  陈志文: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是有重点地进行支持,不搞大水漫灌,突出建设重点学科。


  刘献君:对,真正扎扎实实地把一些重点学科支撑了起来。“985”工程也是如此,进一步推动一些学科自行发展了起来。


  陈志文:对于今天的“双一流”,您又怎么评价?


  刘献君:“双一流”在“211” “985”原有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的综合,强调综合深化,强调中国特色,而且扩大了范围。


  陈志文:从我的角度看,“双一流”其实更强调特色。与“211” “985”相比,“双一流”建设高校增加了25所,而这25所里,除了宁波大学和河南大学,剩下的都是单科性学校。“211”“985”高校基本是综合性大学,但“双一流”很明显强调的是学校的发展特色,导向是很明显的。


  刘献君:对。


  陈志文:再回到二十多年前,您经历过高校大扩招,您怎么评价?在大扩招之前还有一波院校合并,您又如何评价呢?


  刘献君:任何事都有利有弊,没有绝对好的事,也没有绝对不好的事。院校合并,我认为利大于弊。在这之前,中国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院校合并最大的好处是产生了一批综合性大学,有些学校在并校的同时也进行了学科综合交叉,这都促进了高校更好地发展,便于管理。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比如,把有些相似的学校合并在一起,意义就不是很大。总之,有利有弊,利是主要的。


  对于大扩招来说,这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教育理论和教育规律,但这是中国国情的需要,大扩招至少一下子把高等教育的整体规模提上去了。中国高等教育这四十年的发展,可以说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契机,对国家民族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陈志文:对。二十年前,我是坚决反对大扩招的,但二十年后,我坚决支持大扩招。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同一件事的评价是有差异的。很多人一直在质疑大扩招,认为造成了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但就像汤敏先生说的,这是个伪命题,不能拿当时招的几十万人,来与现在招的几百万人来比。


  刘献君:是的。毕竟这么多人接受了高等教育,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对国家今后发展的影响深远。而且,教育部也采取了相关措施,如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以保证基本教学质量。当时,教育部高教司给了我一个大课题,就是对大扩招进行调研、总结。我们发现,大扩招实施的这几年,高校增加的教学设备数量超过了前几十年的总和,使得教学质量有了基本保证。


  陈志文:现在高等教育强调“以本为本”,我的理解,这是对过于重视科研的调整,您如何评价?


  刘献君:对。强调“以本为本”,就是要提高教学质量。对此,我很担心一个问题,国内高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这是一个公认的基本事实。学生不学,质量怎么提高?但现在我们谈外在原因多、喊口号多,没有实实在在去分析这里面的问题、原因,很少有人去真正研究学生成长的规律。学生学习没有积极性,说明他没有强烈的学习需要。因此,既要满足学生需要,又要引导学生需要,这是教师教育的重点,也是难点。我们现在谈满足需要多,谈引导需要少。


  从第一轮本科教学评估,我就开始走进课堂去看,看一个两个没什么概念,看多了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课堂上,学生的眼睛不亮,老师的课没有打动学生。我在教师座谈会上说,印刷术早就有了,现在又有了互联网,为什么还需要老师讲课?有的老师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没想过课程是需要设计的。对此,我们又重视了多少,研究了多少?我们对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口号上,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陈志文:您觉得现在中国高校,或者说高等教育,还面临哪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刘献君:刚才提到的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问题是其中之一。另外,我觉得,中国高校的内部管理还存在不少问题。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量的增加必然引起质的变化”,高校管理也应该有质的变化。但事实上,我们的高校管理变化并不大。


  举个例子,高校管理结构分为校、院、系三级,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应以院为主,否则难以管理;但目前的情况是仍然以校为主,难以做到以院为主,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院太多。我曾对一所著名大学的二级单位进行过统计,包括学院、机关、直属单位,共102个。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的大学设置了学部来对学院进行管理,又增加了一级管理体制,效果并不理想。


  陈志文:我也做了一个梳理,从1978年到现在,学校的管理机构越来越多。比如,过去一个学院或系对接10个部门,但现在可能要对接40个部门。


  刘献君:是的。高校的管理结构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再有,现有学科组织结构不适宜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学科交叉是创新的源泉,通过知识对流、模式组合、方法碰撞、理论互鉴等,产生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从而推进一流学科建设。但现有学科组织结构及制度导致人才流动、资源共享较为困难;评价的单一性也造成了考核评价的障碍。单一的学科组织结构与学科交叉融合趋势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世界性难题。虽然大家都在探索,但仍然没有突破。


只要目标明确,共同创造,就没有办不好的学校


  陈志文:您的专业是工科,最后做了高等教育研究。您觉得工科的学习对做高等教育研究有什么帮助吗?


  刘献君:我觉得有两个明显的帮助。第一个帮助是逻辑思维,工科的逻辑思维比较强,这对于高等教育研究来讲很重要。我发现,学生们论文的问题往往都出在逻辑上。第二个帮助是科学精神。我大学毕业以后,做的第一个科研项目是200A可控硅研制,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成功了。在研制的过程中,要通过烧结在硅片上使某一个物质进行扩散,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否则电流无法控制。自此,“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这句话,就深深印在我脑子里了。


  为了做好教育工作,我自学了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实际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会产生不同的结论。我的知识结构不足以满足研究需求,就用“功能的方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即研究到什么问题,涉及什么理论,就学什么理论,并且还要系统地学。不学哲学,不学黑格尔,不学马克思,怎么进行研究呢?我在指导学生时就说,“不能用无知去研究未知,要用科学理念去进行研究”。


  陈志文:您在高校做了大量的行政工作,对您做研究有什么帮助?


  刘献君:这些实践经验能帮助我发现问题,在研究和解决问题时,也更有底气了。另外,也给了我背景支持,研究高等教育的人必须对高等教育管理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