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有远见、有胆量、有魄力，中国像巨人一样站起来了。后来数次参加农村巡回医疗队，让我懂得了什么是革命的道路，什么是生活的方向，应该怎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这样一名老年知识分子的光荣归宿，让我贡献出一切精力，更好地为党的事业奋斗吧。”写下这份入党申请书时，他已经69岁，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医学家、“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
裘法祖（1914-2008）
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从赴德学成归来到参加抗美援朝，从响应中央号召内迁驰援武汉到参加农村巡回医疗，再到晚年坚定信念加入中国共产党，裘法祖一生致力于党和国家的医疗、教育、科研事业：1981年到1984年间担任武汉医学院院长（原同济医科大学前身），生前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外科的主要开拓者、器官移植外科的创始人之一、我国晚期血吸虫病外科治疗的开创者，率先在国内提出把大外科分为若干专科，奠定了今天医学里的专科概念，为中国现代外科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赴德学成归国
1914年，裘法祖出生在西子湖畔的一个书香世家，他学习刻苦用功，1932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预科班学习德语，1936年医科前期学习结束，1937年2月赴德国就读慕尼黑大学医学院（后期）。裘法祖以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勤奋潜心攻读，1940年通过了德国严格的国家考试和论文答辩，14门功课全部优秀，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被留在慕尼黑大学教学医院施瓦本医院担任外科医生。由于勤奋努力，不到5年时间他晋升为副主任医师。1945年，他获得德国“外科专科医师”头衔，受聘于土尔兹市立医院任外科主任。中国人当外科主任，这在当时的德国是绝无仅有的。
1940年1月，裘法祖在慕尼黑大学教学医院施瓦本医院作住院医生时，认识了医学院的德国女学生Loni，后于1942年圣诞节举行家庭婚礼。裘罗懿从此成为他的坚实后盾，一直陪伴左右。之后的一天，德军押解一车犹太人去集中营，其中一些人因为饥饿躺在地上无法动弹。裘法祖看见后，和德军交涉，谎称这些人染了伤寒，很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传染，希望德军把这些人交给作为医生的他。幸运的是，德军并没有怀疑。这批并未染病的犹太人，后来因此而得救。
图为裘法祖和妻子裘罗懿。
1945年底，裘法祖被提升为外科主任，而由中国人担任外科主任，这在当时的德国史无前例。虽然在德国已经稳定，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裘法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裘法祖常说：“我有三位母亲，一位是生养我的母亲，一位是教育我的同济，一位是我热爱的祖国。”所以当祖国有需要时，他毅然选择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46年底，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德国，32岁的裘法祖婉拒了导师和友人的挽留，辞去外科主任的职务，卖掉汽车，退掉房子，带着他的德国籍妻子和他们的孩子，回到阔别已久、满目疮痍的祖国，决定以一腔热血回报祖国。1947年，他受聘为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中美医院（现同济医院）外科教授，一年后接任外科主任一职。
参加抗美援朝
回国后的裘法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迅速地投入到报效祖国的行列中。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战士急需治疗，裘法祖带头报名参加了第一批抗美援朝医疗队，在他的带动下，在一天内所有的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蜂拥般报名了。
图为抗美援朝时期在东北（左二为裘法祖）。
裘法祖在报名志愿书“工作地点”一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最危险的东北，和同事们组成上海第三医疗队，在长春第一军医大学的后方医院积极救治伤员。每周都有大批伤员到达，他和同事们连夜接待进行治疗。期间，裘法祖还担任第一军医大学青年医生的教学工作，上课，作报告。他清晰地记得，当时有一个被俘虏的日本军医，也参加了他们的教学工作，作了有关胃穿孔的学术报告。这件事情，让裘法祖深刻体会到了我们党对待俘虏敌人宽宏大量的伟大风度。
在那场保家卫国、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中，他怀着中华儿女强烈的爱国激情，为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出了自己积极的力量。
内迁驰援武汉
1950年，为发展内地的教育和科学技术，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将大学集中的大城市的各大学的部分院系迁往内地。考虑中部地区人口众多，医疗救治条件落后，1950年2月，政务院作出同济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整体内迁武汉的决定。1951年9月，同济大学医学院内迁武汉，并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组建中南同济医学院（原同济医科大学前身）。医学院基础部先行内迁，同济医院必须在1954年全部迁往武汉。当时的医学院选址原华商跑马场，一片荒地，杂草丛生，黄鼠狼、野兔等穿梭其中。
为了响应党中央号召，考虑已习惯上海生活的德国妻子的实际情况，从1954年到1958年，裘法祖非常辛苦地奔走在上海与武汉之间，身兼两地三职，工作负担十分繁重，一到武汉不是上手术台，就是上讲课台，到了上海又立刻奔赴医院上手术台；若是乘坐轮船，就利用途中两天时间，抓紧修改《大众医学》的稿子。当时的裘法祖每日工作至少12到14小时，睡眠时间仅仅六七个小时。
两地奔波四年后，1958年，裘法祖跟德国妻子商量，决定放弃上海的生活环境和较好的居住条件，当年夏季全家迁往武汉。也正是这四年，裘法祖逐渐地平静地解决了由上海来武汉的问题。1958年9月4日，他的德国妻子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加入了中国籍，一切待遇跟中国人一样了。
下乡巡回医疗
1965年，裘法祖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参加下乡巡回医疗活动。这是他第一次下乡，是真正的下乡，不是到县里，预定时间为半年。当时宜昌是长江流域血吸虫病重灾区，担任武汉同济医院外科主任的裘法祖，同时兼任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协作组外科组长，率领医疗队直奔疫情最重、条件最艰苦的偏远农村。
施行脾切除术是治疗晚期血吸虫病患者的最有效的手段。早在1953年，他就通过手术发现并治愈世界第一例脑血吸虫病患者。然而，在这穷乡僻壤，哪里有手术条件呢？那一张张被血吸虫病折磨得痛苦不堪却满怀期望的脸，紧紧揪着裘法祖的心，他觉得病人就是亲人，决不能让亲人失望。他亲手布置手术室：在凹凸不平的地上铺上一层砖，桌子就是手术台。在顶棚上蒙一层塑料布，这间简陋房舍就成了手术室。没有无影灯，就用100瓦的电灯泡；没有高压消毒器，就用蒸笼代替……最大的困难还在于这种手术出血量大，当地没有血源，怎么办？裘法祖灵机一动，将切除的巨脾内的血液收集起来，重新输还给病人，难题迎刃而解。
在一次下乡巡诊中，一位被石块砸破脑袋的农民，颅骨粉碎，少许组织已流出来，伤势太重，无法将病人抬往医疗点。裘法祖赶到，就在一块棺材板上，在昏黄的手电筒照明下，成功地进行了扩创手术，奇迹般地挽救了病人的生命。
有了第一次下乡巡回医疗的实际经验，1972年3月，裘法祖受命组织巡回医疗队第二次下乡，预定时间也是半年左右。这次下乡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晚期血吸虫病的外科治疗，在汉阳和黄石设立四个医疗点，在给农民进行手术的实践中，裘法祖提出了“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这一术式，为治疗血吸虫病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图为第二次巡回医疗期间在汉阳县医院（后排左五为裘法祖）。
裘法祖参加下乡巡回医疗的时间前后有一年左右。他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巡回医疗，对处理各种疾病有了经验，对病人有了感情，不但锻炼我，还丰富了我不少临床经验。”人民医学家裘法祖对人民的感情，不能不说与下乡巡回医疗的切身感受密切相关。
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裘法祖一生致力于党和国家的医疗卫生、教育、科研事业，开创了中国医学史上的多个先河：率先实践人体多个部位的手术，开展了局麻下甲状腺大部切除术、结肠后毕氏Ⅱ式胃大部切除术、胆总管十二指肠吻合术、软木塞痔环形切除术、乳腺癌根治术等。改进传统的“大外科”，在国内率先将外科分为普通外科、骨科、胸心外科、小儿外科、泌尿外科、脑外科即神经外科等。创建了腹部外科研究室，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器官移植研究所。培养医学人才，仅在同济医院，经他先后培养起来的外科学副教授以上的各级医学人才就达50人之多；在他门下，有中国肝胆外科之父的吴孟超、首创断手再植术成功者之一的钱允庆、器官移植专家陈实等。著书立说，从事医学教育事业，他开创了新中国医学教育教材的编写工作，担任卫生部教材编写委员会主任长达15年，先后主编过《一般外科手术学》《医学百科全书外科学基础分卷》《医学百科全书普通外科学分卷》和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规划教材《外科学》。他与吴阶平教授共同主编的《黄家驷外科学》是我国医学经典著作，被新闻出版署先后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和国家图书奖。
裘法祖不仅为党和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广泛开展并促进了国际间的医疗合作与交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裘法祖于1979年率领我国器官移植考察组赴西德6大城市访问。他以自己在德国学术界的影响，广泛与西德医学界人士联系，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打开了交流的渠道。同济医学院先后与德国海德堡大学、埃森大学、萨尔州大学、乌尔姆大学以及裘法祖的母校慕尼黑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1985年，德国政府授予裘法祖和武忠弼大十字勋章，以表彰他们为发展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促进中德医学交流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们是首次获得这种勋章的中国人。
1979年9月，以副院长裘法祖为组长，副教务长武忠弼为副组长的器官移植考察组应邀赴联邦德国考察和学术交流，开启了武汉医学院与德国医学界中断已久的“破冰之旅”。
这些成绩的取得，源于他内心深处对党的信任、对人民的赤诚，过去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人和事，都深深地影响着裘法祖。正是因为之前参加抗美援朝和农村巡回医疗队的经历，让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这与其济世救民的从医初衷相契合。1983年，在裘法祖强烈的请求下，69岁高龄的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图为武汉医学院关于裘法祖成为预备党员的证明。
“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裘法祖将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有着高超的医术普罗众生，更有着大医的大爱之心，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毅然回到祖国，解放战争后又拒绝出走台湾，始终听从党和祖国的召唤，一心跟党走，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医学史上成就了一段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