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唐依娴

今年53岁的朱传红校友是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法医学专家。1992年，朱传红从同济医科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毕业，怀着对公安工作的憧憬，成为一名法医。参加工作近30年，他潜心钻研孜孜以求，从一名普通法医逐步成长为一名DNA鉴定专家，亲身参与并见证了武汉市公安局DNA实验室从无到强的发展历程。

校友朱传红与采访人员合影（左起：李诗淇、易少华、朱传红、吴剑程）

初心如磐 奋楫笃行

2021年9月的一天，法医2019级的几名同学来到办公室与朱传红老师进行了一场跨越三十年的校友对话。

朱传红首先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当法医？这个问题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大家纷纷表达了对法医职业的强烈兴趣，但在大家对法医实际工作的认识还仅限于对文学影视作品中法医、侦探等角色的了解，比如法医学鼻祖宋慈、法医秦明、名侦探柯南等等，有的则是在高中受到学长学姐们的启发和影响报考了法医学专业。朱传红一边听一边笑着表示理解。他说自己从小就立志要学医，上高中后，又迷恋上了侦探小说，那些能在扑朔迷离的现象中找出案件头绪的警察成了他心中的英雄。而法医具有医生和警察的双重身份，无疑是能够满足他所有梦想的职业。于是，高考那年他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在20世纪80年代还很冷门的法医专业。

朱传红与采访学生交流

采访伊始，朱传红明确表示法医专业在中国司法建设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专业人才非常稀缺。虽然人才缺口大，但同学们学法医干法医绝不能只把其当成一个生活的饭碗。如果仅仅是求一个饭碗，做不了真正的法医，甚至连一个法医匠人也算不上。法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同学们需要夯实理论基础，也需要经验积累，更需要悟性。同学们追问悟性是什么，朱传红说法医的悟性不仅是见多识广、日积月累养成的判断力，也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有一双善于发现细节的眼睛。现在同学们所学习的专业知识与实践运用其实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又很相近。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后接触案件时，对案件的少数特征不敏感，难以领悟教科书描述之外特殊情况。他举例说，比如性窒息案件，如果是男性，一般会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年轻男性，通常身着奇装异服，案发现场会留下一些特别的照片视频等。但是他经历的某次案件则不典型，死者年龄较长，文化程度低，案发现场也没有留下有特征的线索，且死者系用绳索勒死自己，无法解释其死因。此类案件在实际工作中所占比例并不低，也不同于教科书上所总结的典型案例，但是课本上有很多与此相关却容易忽略的知识。这是正在进行理论知识学习的同学们需要注意的地方。他告诫同学们，由于法医专业的实践性强，不光要学会读书，更要强调理论知识在实际案件中的运用。他举例说，根据经验总结，一般颅骨骨折的边缘会有一处很小的挤压痕迹，可判断为金属所致。他曾经历过一个损伤特征不明显的案件，从刚开始判断作案工具为金属材料的棍棒到确认位尖三角形石斧，也是经历了一番周折。总之，既要跳出既有经验，又要立足理论基础，才能发现真相。

解译密码 屡破奇案

谈起入行时的感受，朱传红提到，作为非公安院校毕业的法医，起初他对于现场勘查和寻找线索很不适应，到案发现场往往找不到感觉。许多犯罪现场极其复杂，作案工具包括各式奇葩农具、各种有毒动植物等，甚至还有各种奇特的作案方式，这些案情对法医的取证、分析都带来极大挑战。后来，朱传红凭借他的专业技术优势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1995年年初，武汉市公安局开始筹建DNA实验室，当时还很新奇的DNA鉴定技术为刑事侦察技术领域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朱传红主动请缨参与实验室的建设，没想到考验很快就登门了。1995年3月至6月，武汉市某区连续发生三起案件，由于作案手法不同，被害对象年龄不一，侵害结果差异很大，三起案件被作为不同案件独立侦查。由于案发地点偏僻，涉案信息量很少，运用原有法医检验技术收效甚微，案件侦破进展艰难。一筹莫展之际，朱传红决定用刚刚掌握的DNA检验技术试一试。他对三起案件的生物检材进行检验，结果成功检出同一男性的DNA，据此认定为三起案件为同一嫌疑人所为。鉴定结果出来后，综合其他线索，警方在24小时内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前后仅用15天时间，三起疑难案件就迎刃而解，也成为当时湖北省首次运用DNA技术侦破的案件。新技术的运用让大家对法医的作用刮目相看，也让朱传红从此对DNA鉴定技术深深着迷。

通过多年潜心钻研，朱传红自创了“Y-STR家系排查技战法”，指导侦破疑难案件100余起，获得全国公安系统推广。作为武汉公安DNA鉴定技术发展的见证人，朱传红认为武汉的DNA鉴定技术经历了几个阶段：1998年至2001年是初级阶段，只能用银染检测，肉眼观察，进行个案人工比对；2001年引进遗传分析仪后，就可以用荧光检测，并且可以建立基础数据库；如今，武汉的DNA刑事侦查检测技术已达到了国际标准。“以前，我们完全靠人工检测，做一份检材都需要一整天的时间。现在有了先进的仪器，法医工作量已经大大减轻了！”朱传红自豪地说。

同学们第一次与真正的刑侦专家近距离交流，对案件的求知欲格外强烈，面对年轻的校友们，朱传红也是畅所欲言。但他同时强调，不要以案件的大小来衡量案件的重要性。比如，2015年6月1日，载有454名旅客和船员的“东方之星”号客轮在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域翻沉。事件发生后，他带领技术团队主动请缨，参与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为提早完成鉴定工作，让人民群众安心放心，他带领同事们轮流加班，在办公室睡行军床、吃快餐以进行短暂的休息调整，最大限度提高工作效率。为保证工作不因技术原因中断，他当机立断请求技术装备公司派遣技术保障人员和维修人员在办公室随时待命。一起刑事案件出具DNA检验结果一般需要5天时间，而在此次沉船事件中，他和同事们日夜奋战，仅用7天6夜就完成了全部443名遇难者的个体识别工作，而且这次检测结果是最接近国际标准的。与之对比，发生在2014年4月16日的韩国世越号沉船事件迄今为止也没有完成所有遇难者的个体识别工作，这就是中国速度和中国质量。朱传红说，他为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一线法医做好本职工作而自豪。而在接到此案之前，他们刚刚加急完成了武汉市黄陂区一桩案件的DNA鉴定工作。这份工作虽然普通常见，并没有东方之星客轮遇难人员的鉴定工作难度大，也不会引起巨大轰动，但朱传红和他的团队并没有松懈，依旧严谨对待，确保案件的公平公正。由此可见，法医不能从主观意识上判断案件的大小，永远要保持一颗公平的心。

朱传红工作日常

朱传红认为，要想做好法医的本职工作，提高思想境界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据悉，武汉市公安局公安司法鉴定中心DNA实验室一年要参与侦办1000多起案件，采集检验检材上万个。由于早期公安系统内DNA检测技术人员相对缺乏，工作量相当繁重。有时候连续发生好几个案子，他和同事们常常是白天黑夜连轴转，几天都不能休息。4年检案4000余起、查勘犯罪现场500余次、解剖尸体300余具、检验各类物证20000余份、通过DNA检验认定犯罪嫌疑人1000余人……这些数字成为标记朱传红办案生涯的最有说服力的关键词。

精研案例 著书立说

挑一盏夜灯，在专业知识的无尽海洋不断求索，这是朱传红在实验室之外的日常。对他而言，无论是经验还是感悟都需要传承，求知无止，育人无私。从1998年起，朱传红就注意不断总结各类实战经验形成文字资料和学术论文，他涉足领域甚至已超出了法医学专业。多年的积累之下，朱传红的不少成果成为教科书参考资料，他主持或参与的9个科研项目分获公安部、湖北省、武汉市科技进步奖。朱传红表示，对法医而言，经验很重要，但如果仅仅照搬经验，那就是“匠气”。将实战中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再用技术理论指导实战，那才是“大师”。对于同学们现阶段的学习，朱传红表示，不要放过书本里任何一句精炼的语言，那都是前人们的经验总结。同时，朱传红也强调了现场勘查对法医的重要性。他认为绝不能将法医鉴定与现场勘查分开，二者本就是一体两面。每一个案发现场都不一样，但不等于没有规律，破案不能像盲人摸象光凭经验去做，而是要从各种不同复杂案件中总结出规律。讲到这里，朱传红用很多精彩生动的案例让同学们认识到案发现场对法医的重要性和必须性。

朱传红介绍鼎的来历与意义

法医物证信息的解读不仅服务于特定案件的侦破，也应该服务于更广泛的人民群众。作为一名老法医，朱传红最大的愿望就是实现全国DNA数据的联网共享，建成国家犯罪DNA信息数据库，这样就为违法犯罪行为编织了一个恢恢法网，不管是跨省市还是跨国家作案，但凡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就会在这个法网中显露原形。一个功能强大的法网，能够让坏人更加胆寒，让人民群众更加安心。“随着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作案人迫于压力应该会越来越少，希望有一天，我们都会闲下来。”朱传红说，这是他最真实的愿望。

学习理论知识，提炼技术心得，传播法医学技能，是法医学系学生在任何阶段都要恪守的职业要求。跳出过往，勇于创新，摆脱匠气，吸纳百家之长做杂家，更好地回报和服务社会，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和正义。这是朱传红老师对全体法医学系学生的期望与寄语，而法医学系学子们也应该以优秀校友为榜样，不忘初心，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