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见习记者 周小琪

    “当地沟油、三鹿奶粉以及近期的女大学生失联等事件发生时，人们往往会将它们发生的原因归结于人的道德问题，实际上这是我国社会转型必然会带来的风险。”10月11日晚，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朱苏力教授做客我校人文讲座，与众多学子畅谈“社会转型、信任风险与法治”。

    “八十年代我国的城市化程度大约在18%左右，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这样一个小范围的区域，彼此知根知底，因此能有效防止许多纠纷，无须法律约束人们也能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生存。我们称之为‘熟人社会’。”讲座开始，朱苏力就向同学们介绍了“熟人社会”的概念，它是一种风气良好的传统社会模式，较为落后的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了这种社会组织方式的形成。与之相对的是“陌生人社会”，即人与人之间互不关心、互不信任的社会模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我国现在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5%。”朱苏力认为，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促使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我国正在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因为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几乎无情感联系，所以利益在人们心中会占据主导地位，这也就是许多诸如地沟油、三鹿奶粉之类的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原因。如今处于一个信息迅速传播的时代，人们在看到这些问题出现后会对风险的感受会增强，因此更加难以信任其他人。

    然而，很多时候人们的风险意识过分强烈甚至到了“病态”的地步。朱苏力举了“许多人去医院看病都会塞红包”这一例子，人们普遍的观念是如果不给医生塞红包医生就不会尽力治病救人，在朱苏力眼里这其实是一种“不真实的风险”，也是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体现。

    针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信任风险，朱苏力认为一方面需要靠国家采取必要的法治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更需要人们转变自己的观念来适应当今的社会形态。“我们应该要调整改变自己的心态，要理解现代社会道德规则的改变，更加重视个人信誉，学会对别人负责。”朱苏力说道。

    在讲座最后的提问环节，有同学问朱苏力，法治是基于大多数人对社会的信任还是统治阶级对社会的信任？朱苏力答道：“法治主要由占主导群体的价值观念影响，而在面对一些两派对峙的问题时，就需要通过国家干预的手段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