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海叶帆/摄)
■记者团 见习记者 毛炜达
4月1日晚，中国科学院院士、乌克兰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著名科学家严陆光莅临我校，在八号楼学术报告厅为广大师生做了主题为“父亲严济慈是怎样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的报告，与师生共同分享了严济慈的的人生经历和父亲对他的教导。
“东南大学直到1925年才有第一届毕业班，父亲算得上是东南大学‘第一号’毕业生了。” 严陆光的语气里充满了敬佩。18岁时，严济慈就到杭州参加了高师联考，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录取。1923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时因已经修满大学规定的学分，获得东南大学第一张学士学位证。
在科研方面，严陆光感叹父亲对自己有极大影响。严陆光刚进电工研究所工作时，国家正处于非常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科技工作者不仅要搞研究，还面临着十分繁重的政治学习工作。当时个别同志有所抱怨：“整天学习政治，哪有时间搞研究呢？”之后，单位领导决定每周五天搞科研，一天学习政治理论。
“但父亲却说，搞科研哪能分八小时内和八小时外呢？”严济慈告诫儿子，阿基米德在澡盆里发现浮力定律的，一个人以学术许身，便再没有权利同普通人一样生活下去。” “我当时十分愧疚，没时间不应该成为不好好研究的技巧，学术是不分工作时间内外的，之后便一直记在心里。”严陆光回忆。
“父亲从来不把外部环境不好当做不搞科研的理由。”严陆光又说。上世纪三十年代，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在一次会议中曾跟严济慈打趣：“慕光，你真不容易，在巴黎的花花世界中还能做学问！”严济慈回答：“也只有在巴黎闹市里还能做学问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科学家。”在国内，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颠沛流离，严济慈也丝毫没有对科研工作有过一丝松懈。
1993年，中科院电工所成立三十周年之际，严济慈为电工所题词“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父亲主持研究的时候经常说，目光要高远，而手上做的事情却必须落到实处。”严陆光说。严济慈认为，科学的实质是创新，发现前人未知的事物和问题，这是“好高骛远”之所在。而研究的结果，却是后人通过研究出来的方法能够重复的，只有后人能够重复，才算科研成果落到实处，这即是“实事求是”之所在。
“1927年，父亲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踏上了归国的航船，在船上偶遇徐悲鸿。他们一见如故，徐悲鸿钦佩父亲的报国热情，给父亲画了一幅肖像，并书上‘科学之光’。”严陆光边说边在大屏幕上展示了肖像画。抗战期间，严济慈将北平研究所迁至昆明，生产了一大批军用光学设备。抗战胜利后，严济慈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景星勋章。“父亲说，入党是为了国家和广大的青年，只有了解青年的想法，才能创造出适合的教育模式。”
当来自电气学院10级的陈同学提问希望严陆光能像父亲教导他一样，也向学生也提出一点要求和希望时，严陆光回说：“现在在学习期间，凡是开设的功课都要学习，因为知识不分轻重。工作后，侧重自己能够做到的，因为学问的目的，即是做出成绩，奉献社会。”
人物简介：严济慈院士是我国现代物理学泰斗，曾任中科院副院长、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参与创建中国科技大学并长期担任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