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议你们这个人文讲座啊，去申请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的，十五年就办了一千五百多期，全国有哪所高校为了人文教育开办有这么多场讲座的，我很荣幸能成为其中做贡献的一份子。”

    12月22日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范忠信教授以这句幽默的“恭维”，拉开了讲座序幕。在题为“法律信仰的危机的原因及其救治”的演讲中，范忠信旁征博引，幽默风趣，现场不时爆发阵阵笑声与掌声。

中国没有法律信仰的传统 

    “法治问题是目前中国和世界法治秩序接轨最难的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没有法治信仰。而当今的法治主张、世界的法治潮流最需要的就是法律信仰。”范忠信开门见山揭示了导致中国法律信仰危机的思想根源。 

    法律凭什么应被信仰？其存在的理由是什么？范忠信指出，神秘主义、专制主义、民主主义等都是让人们信仰法律的主要力量，其中神秘主义来源于西方的基督教信仰，平等、自由、法律权威——基督教这三大基本价值理念正是西方法律信仰的三大支柱；而民主主义是当今世界对法律的基本理解，即法律是许多自由个体为共同利益妥协的结果，这是中国法律信仰存在必要性之所在。 

    传统的宗教信仰为西方的法律信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民族却恰恰是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民族。那么中国人信什么呢？“中国人最信的只有祖宗”，范忠信笑称，“祖宗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家庭派到上帝那儿的常驻代表，是每个家庭的保护神”，在这种没有宗教信仰的传统下，跟中国人谈法律信仰无异于“跟宦官谈结婚”。这也就不难解释中国法治信仰深入民心为何如此艰难了。

“上访”促使信仰危机加剧 

     范忠信认为，一种恶性循环正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温床里蔓延：执法司法存在腐败现象——人民对法律不信仰加强——政府以法外方法加以救济——人民越来越信任法外解决方式——官方处理判决的标准越乱——执法司法越腐败…… 

    在这个恶性循环中，执法司法不力是起因，但只是信仰危机形成的原因之一。中国法外救济十分常见，往往上级领导一句批示，案情调查、法院判决就容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用法律武器无法维权的人就“爱上”了上访，走偏方、出怪招维权成为中国常态。

    “去中南海找总理”成为弱势群体心中最后的救命稻草，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个体权益，社会媒体也不遗余力地宣传各种上访成功案例。“然而，上访成功的案例又有多少？少而又少。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上访精神病”的病态现象。”范忠信一席话让在场同学深思。

    上访现象的存在不仅不能使大部分维权问题得以解决，反而会加剧法治信仰危机，常规的维权途径，即依法维权的方式被大部分人摒弃后，势必损害法治社会建设的长远利益。

奉行法治恶法亦要执行

    中国法治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有四点。包括执法司法并非独立，而是“重视群众感受”，法律条文中经常出现的“特别情况下”“但是”等字眼更是模棱两可，无法界定，导致法律权威受损。

    一味移植西方法律，导致部分与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共同心理习惯发生悖逆；法律制定缺乏更为广泛的人民参与；政府在法治与德治、法治与党治、法治与人治等短期秩序和长期利益之间摇摆不定都与信仰危机原因有关。

    就救治法律信仰危机看来，范忠信认为最根本的在于“真正奉行法治主义”而不是让法律形同虚设。在执法司法过程中把法治“当真”，无论恶法、善法，先严格执行，使民信法，再改法；其次立法广泛征集民意，让人民有“我的意见被尊重了“的感受，才能信法；最后范忠信强调，必须确立“法治至上“的权威，赋予法律独立裁判权，党权来自法律且受制于法律。

    在回答同学提问时，范忠信表示，作为一个有着中共党员和法学研究者双重身份的人，面临党权与法权的问题，自己也处于深深的矛盾之中，但他坚持法律至上。目前中国政治主导的体制对中国发展有合理性，是高效益的，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他深深期待党能担起民主启蒙的责任，教化人民，最终真正把权力交给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