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后才一流

——在2013年暑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李培根

（根据录音整理）

2013年8月25日

各位老师，同志们、同学们：

　　上午好，今天上午我作一个主题发言。要讲这个话题，是常委会通过的，但是具体讲什么内容，没有经过常委会审阅，所以，我自己对所讲的具体内容负责。

　　本来，我建议今天上午安排两个报告，但最后的安排是今天上午还是就我一个报告，给出的时间很多。既然如此，我今天可能讲的时间会长一点。

　　今天，我主要是讲一些小故事。

　　引言

　　最近几年，在中国有一个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潮。我们学校是前年的党代会确立了学校发展的长远目标，是希望在本世纪中叶把我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国内有一些学校希望在2020年左右就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但是我们学校显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提的是本世纪中叶，这是一个长远目标。长远目标固然需要，但是我们近期、中期到底该怎么做？如果不明确这些的话，我们的长远目标恐怕是很难实现的。

　　去年的暑期工作会议，我结合学校60年校庆作过一个发言，讲了“传承、反思、展望”这三个话题，总结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东西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今年的暑假有一个特殊的事情，就是对我的经济责任审计。据说审计不仅是对我的触动，对院系的触动，包括对我们教授的触动都比较大。我听到一些反映，这是一件好事情。

　　现在，我们又正在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正好也可以给学校照照镜子。当然，我个人要照镜子、要正衣冠，要洗澡，但是今天不在这个场合讲。对学校照照镜子其实也是一件好事情。

　　我担任校长已经八年多了，也应该仔细认真地反思一些事情。今天我的发言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些反思内容。

　　每一所大学都有它的发展阶段。简单地回顾一下我们学校，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学校大概有30多年持续快速的发展，这是很了不起的，国内很多同行都比较羡慕。有时候在同行间谈论起来，可能当着我们的面有一点恭维的意思，但多少还是有一定的客观性。

　　再看我们的国家。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也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但是，现在党中央、政府谈什么？谈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这是国家层面的。学校是不是也存在某种形式的转型？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这些问题我并没有想得很好，只是抛出一些问题来供大家思考。

　　需要特别声明一点的是，如果说我们讲学校发展方式，我们要转型的话，这绝对不是对我们以前工作的否定。应该讲，我们以前的发展模式是正确的，是必要的，它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我们发展的结果应该说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不能够否认的。以前的发展方式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这是我们一定要承认的。

　　其实我们想一想，就我们学校的历史来讲，我们的发展历史实际上是在创新与转型中间书写的。这是什么含义呢？当年九思同志提出华中工学院要从一个教学型的大学转向研究型的大学，他提出“科研是源，教学是流”，强调要办研究型的大学。而且，他还提出来从单科到综合性大学的转型，从单一的工科到逐渐办起文科、社会科学等等，这是一次转型。还有后来的“学研产三足鼎立”，强调社会服务，“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这也是转型。我不一一举例了。总而言之，回顾这么多年来学校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我们就是在创新和转型的过程中才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

　　我认为，在学校2011年的党代会上，我们已经有了转型的意思。在这次党代会上，学校党委提出了三大战略转变，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应该有印象。回顾学校的历史，有的领导说华中科技大学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缩影就体现在创新和转型；还有的领导讲过，华中科技大学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大学之一”，活力也表现在创新和转型；我们学校正在崛起，那么崛起也发生在创新和转型中。

　　谈到教育，有学者会谈到教育发展的一条规律。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一种教育形式或一类学校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社会必会创造出另一种教育形式或学校来适应特定的社会需求及教育需求。”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说，社会也好，或者是大学也好，要追寻新的教育文明。

　　下面，我讲三个话题：1.小小故事，2.大大问题，3.悠悠文明。重点是在第一个话题上，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些故事。

　　1.小小故事

　　（1）不断追寻文明

　　■我先说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的《毛利尔法》，它是美国国会为州赠地学院制订的，其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平淡时代的那些信条已经跟不上风云变幻的现实。当现实中充满了困难，我们必须勇往直前；当情况与以往如此不同时，我们必须重新思索。”当时美国政府拨联邦土地3万英亩，赠予一些州，用这些土地的收益维持、资助至少一所学院，一个州至少一所学院，培养工农业的急需人才。美国后来很多州立大学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英国大学的历史是比较长的，但是在17到18世纪，英国的大学一度衰败，衰败的原因有很多：管理僵化，课程体系保守，讲座流于形式。那时候有所谓的空墙讲座，意思就是说下面没有人听。有一位名叫Edward Waring 的人，1760年成为剑桥大学第六任Lucasian数学教授，这个头衔的数学教授是非常有名的，他那个时候不开讲座，说因为“深奥的研究不适合于任何一种形式的讲座来交流”。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私立学园的出现。但是看一看同是17、18世纪的德国大学，它们却致力于改革。哥廷根大学成立于1737年，它成立了欧洲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最先开辟SEMINAR。SEMINAR现在在世界大学很普遍，包括在中国，在我们学校也有一些。我们学校可能在一些院系还不是那么普遍，有一些院系的SEMINAR普遍一些。德国那时候就开启了SEMINAR。可见哥廷根在追寻新的教育文明。洪堡更是如此，有专家认为，现代大学的意义就是从洪堡开始的。洪堡1809年任普鲁士教育厅厅长，后来创办柏林大学，他办学的三个原则是：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确立哲学院的中心地位。我们看看前两个，一个是学术自由，一个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这两个一直到今天是我们好的大学都奉行的。在那个时候，洪堡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追寻新的教育文明。

　　■那个时候，英国的大学就比较保守，后来美国人学谁呢？学德国。比如说现在的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是很有名的，实际上它是一个美国人在德国留学，学习了德国的先进经验后在美国建立了霍普金斯大学。当时，美国学生留学到德国，可能有一点类似于今天的学生留学最想去的是美国的大学差不多。这说明德国人那个时候他们是比较开放的，不断地追寻教育文明。洪堡，我前面已谈过，就不再说了。上世纪80年代，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念过几年书。19世纪后期，就是那个威斯康星大学在德国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们追寻一种社会服务。当时的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跟威斯康辛州州长的关系非常好，强调社会服务。

　　■世界大学追寻教育文明的脚步从来没有间断过。查尔斯•艾略特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有名的校长，20世纪初艾略特希望，所有孩子，有钱的，没有钱的，只要有头脑，哈佛都应该对他们敞开大门。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一样，他们都是在追寻教育文明。

　　■几年前，有一个叫哈瑞•刘易斯的人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失去灵魂的卓越》，这本书有中译本。哈瑞•刘易斯是计算机科学的教授，在哈佛任教30多年，其中有8年时间担任了哈佛学院院长一职。这本书曾入选《波士顿环球报》畅销书行列。书里面批评，哈佛是如何放弃教育宗旨的。意思是说他们只追求卓越，却忘记了如何把年轻人培养成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成人。哈佛是世界顶尖的大学，它肯定是卓越的，但哈瑞•刘易斯批评说，这可能是失去灵魂的卓越。我认为，当然不能够以刘易斯的批评就认为哈佛不卓越了，哈佛肯定还是卓越的，只不过是刘易斯在告诫哈佛要注意教育的宗旨，不要忘记了教育的宗旨。我认为，很多的学者也好，教育家也好，他们在不断地追寻的是一种文明，即教育文明。

　　■这里还有一个不断追寻文明的例子：大学怎么样服务于经济发展。1980年，美国出台了一个《拜杜法》，反映联邦政府对校园到市场技术进行传播的兴趣，支持研究型大学对靠技术驱动的经济发展产生作用。“研究型大学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中的重要一员，技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技术创新、技术型人才与具有才能的企业家。研究型大学创造了以上全部因素。”我们可以看出来，在美国这么发达的一个国家，美国的大学似乎比中国的大学更具有象牙塔性质一些，但是，其实美国人现在也非常重视大学要服务于经济发展。这也是一种教育的文明，它已经成为现代大学的文明。

　　（2）多一点文明

　　前面讲了一些国外的例子，下面，我讲一些国内的故事。

　　■先说说机械学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学校里不谈机械学院了，但是今天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说一点机械学院的故事。应该说，机械学院的发展的的确确在华中科技大学是有它的独特之处的。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从各个方面去看，比如从科研方面，最近几年，机械学院年年都有国家奖，去年是两个半奖，占了我们学校大半壁江山。今年又是一个发明奖。从人才方面，昨天我看到机械学院一个2011计划参与人员名单，从30多岁到40多岁这个档次里，有7个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而且完全是机械学院自己培养的，不包括引进的；机械学院的几个院士都是在它自己的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也是很不容易的。它的教学，培养人才，也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可能学校学生口、教务口的都知道，联创团队最初是从机械学院创立的。现在联创团队已经出了很多人才，一些联创团队的成员毕业后就在东湖开发区发展，其中杨永智现在已经是不小的老板了。还有其它方面，如社会服务。机械学院的社会服务也做得很出色，比如东莞工研院，而且很可贵的是，东莞工研院把社会服务和教育结合起来，从来没有忘记培养人才。机械学院取得这么多成绩，原因是什么？其实，归根结底一条，相比较而言，我觉得它就多了那么一点点文明。这几年因为我在校长这个位置上，几乎对每一所学院我都有一些接触，比较而言，不能不说它有那么一些特殊的地方。你说多了一点文明，何以见得？首先，它百花齐放。搞理论的，搞实践的都有。我们的杨院士、熊院士在理论前沿上非常有造诣。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完全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我们的段院士就是一个例子。在机械学院从来不会有做实践见长的领导去否定搞理论的，也不会有搞理论见长的领导否定搞实践的，不会这样，就是百花齐放。其次，机械学院还有前瞻性。他们不会只盯着眼前的科研经费、眼前的项目，他们会想到若干年以后机械学院还靠什么立起来。当年，当别人还没有强调制造业信息化的时候，机械学院强调了信息化，当大家都强调信息化的时候，机械学院强调什么？强调机械和制造技术在信息技术中间的应用。反过来了，它总有前瞻意识。机械学院后来搞MEMS，等等，它总是在前面。第三，机械学院不唯指标。不是说不要指标，要指标，但是不唯指标。机械学院曾经资助过学院当时的一位年轻学者，他没有文章，没有课题，但是那个时候机械学院将企业特聘教授给了这位学者。没有文章也没有课题，还聘为企业特聘教授，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他们做到了。第四，机械学院也始终富于改革与创新精神。从学科发展，教育方面，包括人事方面，他们总是在创新。第五，机械学院有一个好的文化，即所谓的STAR文化——S表示奋进，T表示团队，A是敏捷响应，R表示责任。这是很关键的。第六，机械学院强调协同。但是它不拉帮派，和而不同。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机械学院怎么可能没有矛盾，怎么可能大家看法都一致，包括我们院士之间，大家的看法都会那么一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看法不一致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在大的事情上，大家都能够团结起来，这个团结的基础就是学院的发展，和而不同。我觉得机械学院有这样的文化，我们的杨叔子先生给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所以我认为，机械学院能够发展得好，就是多了一点点文明。

　　（3）独立精神与自由表达

　　这是现代大学都非常强调的。

　　■这里有一个故事，讲的是2003年3月份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尼古拉斯•狄格诺瓦。这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相当于我们这里的讲师级。美国的职称系列是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那个时候狄格诺瓦批评美国入侵伊拉克，而且他批评的言词很激烈，后来有103位众议员联署要求哥大校长李•柏林杰开除尼古拉斯。他们认为入侵伊拉克是为了国家利益。柏林杰校长给学校师生的公开信中对尼古拉斯的言论也表示强烈不满，但是不辞退他。柏林杰说：“在任何大学内，没有什么比思想和表达的自由更加可贵。”这是不是一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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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哥伦比亚大学宣布聘任刚离任不久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为该校国际关系学院的特别讲座教授。基辛格做国务卿那么多年，哥大聘其为国际关系学院的特别讲座教授，实事求是地讲，论学术水平，他太合适了。基辛格做哥大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还有什么问题呢？结果，学生、教授强烈抗议，这个事情没有搞成，基辛格也放弃了。

　　（4）教授就是大学

　　■1952年，艾森豪威尔将军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参加学校教授们为他举行的欢迎大会。他首先为有机会见到大学的“雇员们”感到荣幸。突然，L.L.拉比教授（194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研究核磁共振）站起来说：“先生，教授们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教授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昨天，我在北京开会，山东大学徐显明校长发言，他谈到“一把椅子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有时候，我们对教授、教师们造成两次侵害，第一次侵害是当他被聘到学校来的时候，没有办公室，没有空间，这是第一次侵害；第二次侵害是到某一个部门，或者是到某一个领导那里办事，人家不把他们当一回事，这是第二次侵害。徐显明校长讲一把椅子理论的意思是说，教授或教师进入管理干部（包括校长）他们的办公室，假如说只有一把椅子的话，谁来坐呢？教授坐。干部不能坐，校长不能坐，这是一把椅子的理论。在我们的学校，我们是不是把教授的地位看得那么高，大家可以问一问自己。

　　（5）影响学校声誉的因素

　　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我多次说过，是学校的毕业生在社会上的总体表现。科研经费，获奖文章，这些都会影响学校的声誉，但是，我估计很少有人记得这些数据。你说清华大学一年获几个奖？我不知道；它发表多少篇文章？我也不知道。但是，为什么我知道这所学校好，是因为它培养了太多的优秀人才。

　　■杨永智、周伟是机械学院的毕业生，大概都是80后的年轻人，毕业不是太久，现在都成为很优秀的企业家。影响我们声誉的最重要因素，还是我们培养的人才。在此，不妨反过来问一问，培养人，我们到底究竟用心多少？这是我们每一个领导，包括我们的教师都应该问一问自己的。如果我们还希望能够有教育文明的话，我们是需要经常拷问自己的。

　　（6）影响学生的最重要因素

　　说到教育文明，我们不是没有好的例子。下面，我不妨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

　　■物理学院的叶贤基教授。有人反映说，他在教学中能够把音乐、美术与物理学家、物理定律与思维、探索与发现等完美融合在一起。差不多每一堂结束的时候，学生均会集体自发报以掌声。有一些学生说，这学期只有物理课我才会坐第一排。不仅在课堂上，课后叶贤基教授还会继续和学生探讨学科、学业，甚至生活上的问题。有时候甚至晚上还会跟学生聊。他说：我们衷心感谢同学们。我不同意有些教师认为“教学是奉献”的说法，我认为教学让老师收获很多。他觉得他自己收获了很多东西。他还担任2010年级的班主任，深得学生热爱，今年被评被华中科技大学“我最喜爱的教师班主任”。

　　■吴洁教授是数学系的，她现在上课全部用板书。当然，我倒不是说以后大家讲课就不能够用PPT，全部用板书，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完全靠PPT，的确很多人发现是有问题。吴洁教授讲课用板书，有一个学生就说：“您是我在大学里见过的所有老师中唯一不用PPT，还坚持整面整面写黑板的老师。微积分教的都是方法与思维，在演示方法、表达思维等方面，板书的优势是PPT所不能够比拟的。”我不否认PPT的作用，但是我觉得PPT和板书应该要互相补充。学生的话是对的，在表达思维、演示方法等方面板书是有PPT起不到的作用的。

　　■外语系的徐锦芬教授2007年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第一届“我最喜爱的魅力导师”时，学生给他的颁奖词是：“她那句‘我为讲台而生’的话感动了一届又一届的学子，成为他们走出校园，踏上讲台的航标和座右铭。”有一个学生讲，我始终会记得我有一个教我英语和人生的徐老师。学生觉得，徐锦芬教授不仅教了他知识，而且教了他人生。我们的学校里面其实还有好多真正的深爱着学生的老师，他们也真正受到了学生的热爱。在这些教师身上体现了教育文明。但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什么呢？这样的老师在学校里面还是太少了一点。更多的情况是什么呢，我相信院系的领导应该比较清楚。

　　（7）启明的实践

　　启明学院是我们学校的教育方面的一块试验田。

　　■目前，启明学院正在开展多学科的联合实习。2012年，由机械、控制、软件、计算机、经济、人文等7个学科的17名学生联合组队到东莞工研院开展实习。本来，东莞工研院履行社会服务职能就够了，结果他们将研究开发与教育联系起来了。他们组织的17名学生中，不仅是有工科的，还有人文方面的学生，这种实习是十分有意义的。

　　■启明学院的刘泉、胡畔同学（计算机学院）在短短五周的实习中，完成的《基于ArcGis的大气污染扩散模型与水体污染扩散与自净模型的构建》项目，大大改进了大气污染与水体污染的检测算法，成果已经用于实际生产，工研院也在申报专利。我们的本科同学在不长的时间内，五个星期的时间，他们做出来的事情可以申报专利，用于生产。

　　■2013年，“基于光电对管的耳垂式血氧饱和度测试装置”，由机械学院、临床医学的学生共同发起研究，机械学院和临床学院导师共同指导完成。丝宝集团、德迅投资、华工科技企业孵化器设立创新创业项目孵化站，帮助学生开展创新项目向创业转化。2012-2013年，已经孵化三项，其中两项比较成功，投资公司准备后期进行投入。

　　■启明学院Dian团队毕业队员张良伦、柯尊尧等于2011年8月创立米折网，2013年，他们已经完成A轮融资，融资金额在千万元以上。米折网在去年年末入选“2012年创业邦年度创新成长100强”，其创始人张良伦入选创业邦2013年30岁以下创业新贵榜。

　　我前面讲的这些小故事都是和教育有关的。我们的教育文明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培养人上，这一点是大家千万不能忘记的。

　　（8）值得回味的大学体验

　　当然，在大学里面培养人，除了课内课外，方方面面的情况，还有一点值得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学生的大学体验。

　　■我这里举一个国外的例子。科南，曾经任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务长。有一个叫巴特•加马提的人，他当年在耶鲁选了科南一门课。科南对加马提的第一篇作文很不满意，写了大段的评语，说他词藻浮华，过度夸张等。科南的要求似乎显得太严格了一点，他甚至讲：“你必须学会写得简单，直截了当，否则的话你在任何领域都不会成功。”加马提看到这个评语后非常生气。大概加马提花了很大的功夫写了这篇文章，老师的否定让他很生气。他当时看到这个东西就撕得粉碎，扔到垃圾桶里面。后来，当加马提终于写出简单明了的文章后，他成了耶鲁大学的校长。这是加马提自己说的。虽然那个时候很生气，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逐步明白了当年科南说的话是有道理的，这对他一辈子的影响很大。这说明，我们教授对学生的影响，有时候一件事情会影响学生一辈子。

　　反过来讲，我们的学生在大学里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大学体验？不知道有多少人思索过这个问题。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明尼苏达的贵族私立学校卡尔顿学院的帕克•帕默尔夫妇。他们是学院里最令人难忘的老师。美国的大学校园与跟社会不是完全隔开的，帕默尔夫妇家的门永远为学子敞开。有的学生在那里喝咖啡、聊天。学生们明白了为什么慷慨能够战胜傲慢，明白了人类精神的升华与超越。看起来很平凡的事情，结果对学生有那么大的影响。

　　我们学校也有好的例子。

　　■我们有一个楼管阿姨叫周凤琴。去年，有关周凤琴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专门邀请她跟学生一起搞了一个活动。她读了200多本书，学校的人文讲座她基本上就没有落下过，跟着大学生一起听人文讲座。她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爱听人文讲座，爱读书，而且爱这群大学生。她就是一个楼管阿姨，但是她对学生的影响很大，你要是搜集一些毕业的学生写给她的话，那可以搜集到很多。周凤琴成为我们有幸住在紫菘13栋大学生的一个很好的大学体验。我相信，那些学生今后对华中科技大学的感情离不开周凤琴阿姨。

　　■我们学校电子系有一位叫张丽娜的教师，一直做学生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她办了一个“张妈妈在线”，在网络上给学生解答各种问题。我觉得，像张丽娜这样的人其实我们还应该继续聘用。我们说，大学要有大师，这个是对的，但是大学同样也需要像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同样使我们的大学生们能够有很好的大学体验。这也是一种教育文明。

　　（9）科研的故事——化学与化工学院最近的情况

　　■在我心目中，如果在三年前，化学与化工学院还不能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什么印象。在这之前，在我的脑海里，化学与化工学院基本上就是教基础课的，化学在我们学校从来就不是强势的院系。但是，最近这几年，在以郭兴蓬、解孝林等几个为代表的化学与化工学院领导和教师们的共同努力下，化学与化工学院有了惊人的变化。2010年以前，化学与化工学院在《美国化学会志》《德国应用化学》《先进材料》等国际顶尖刊物上没有文章发表。最近几年，他们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论文已经有14篇。从去年的一级学科评估指标看，他们的科学研究水平与兰州大学的第18名相当。大家或许会说，第18名的排位也不高。但是，我们要历史地看，我们的底子以前就是教基础课的，基本上没有科研。就化学学科而言，除了北大、复旦、武大等综合性大学，一些师范大学的化学学科也比我们要好。以前华中师范大学的化学肯定比我们好。还有一些化工学院等等，他们的化学也比我们好。所以，现在能够排到第18名，这已经是飞速发展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还是一句话，他们实际上也是多了一点文明。首先，他们淡薄名利，十年磨一剑。其次，学院强调建立合理的科研评价体系。我们现在的评价体系中，主要是经费、论文和各级奖励。第三，化学与化工学院通过A计划支持部分教授。比如说解孝林教授，论文不多，但文章重系统性，单篇论文被SCI引用517次，被《美国化学会志》、英国物理学会点评3次。2010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此外，他还重视应用转化，为几家公司的成功上市作出了贡献。

　　■朱锦涛，这个小伙子很阳光。他2009年6月来学校工作，来学校工作之前，已经在《美国化学会志》《德国应用化学》上发表第一作者论文2篇。到学校工作以来，在《德国应用化学》《先进材料》上发表通讯作者论文3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973项目子课题2项（骨干参与）。

　　■夏帆，2012年10月份来学校工作。来学校工作之前，他就在《美国化学会志》《先进材料》等顶尖杂志上发表第一作者论文7篇。来校工作以来，在《美国化学会志》《德国应用化学》（封面文章）上发表通讯作者论文3篇。现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参与973项目子课题1项（骨干参与）。

　　这里面能不能说明某种问题呢？其实，如果化学化工学院没有好的风气，我想，这些优秀的人才不会到这里来。

　　我再跳到校外，讲科研的文明。

　　■张益唐，我估计有少数人会关注到这个人。他现在已经将近60岁了，北大毕业的。今年5月14日，《自然》杂志在线报道他的成果、他的工作，引起轰动。张益唐的工作“向孪生素数猜想走近了一大步”，引起了国际数学界权威人士的关注。浙大的蔡天新教授很多年前和张益唐有过接触，他以为张益唐“早就从数学圈消失了”。已经30年没有张益唐的消息了，蔡教授觉得这个人大概已经退出数学界了。其实张益唐并没有退出数学界，他一直在坚持工作。他干什么呢？此前，他是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做讲师，其实很困难，而且在美国一个赛百味快餐店打工。赛百味快餐店老板大概是中国人，听别人讲张益唐是一个很有才的人，所以让他在那里打工，也是变通资助他的一种方法。他坚持这么多年，做出了成绩。我觉得这种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他对工作完全是兴趣和热爱。这恰恰是我们所缺失的科研文明。当然，坦率地讲，要是我也做不到，我做不到他这个份上，我要是他的话早就放弃了。能够做到他这个份上的人一定是极少极少的，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我们的老师们都能够像他那样，这是不现实的。但是话说回来，我们的科研文明中，哪怕兴趣驱动的因素稍微多一点，那还是有好处的。

　　■蒲慕明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所长。他是一个台湾人，也很了不起。大概是七八年前，当时我参加科技部组织的关于国家实验室的事情，到他们所里调研。那时候，我听蒲慕明介绍，在他们所里，研究员申报项目要经过他的批准，意思是说有些人申报项目他是不批的。这令我特别吃惊。道理是什么呢？他讲，第一，科学家要有社会良心；第二，科学家做研究应该聚焦。他认为，科学家做研究不要东晃西晃，这里要一点经费，哪里搞一点课题，什么都做，什么都只在毛皮上面，没有做出名堂，这是他不主张的。在他的所里，别人要申请科研经费的时候，他要判断一下你在做什么研究，你的经费是不是够你做研究，如果你够了，他就不允许你再申请科研经费。这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但是他们所拿出来的成果漂漂亮亮。我也觉得这是一种科研文明。

　　■还有一个北方某著名大学的例子。他们是九所里面的大学，比我们有名。有一次，他们的一个副校长跟我讲，说他们现在感到很困惑。困惑什么呢？他们学校大项目很多，有一些项目是以亿为单位的，但是他们发现，有时候一个大项目做下来拖垮一代人。他说的拖垮一代人，不是指身体搞垮了，而是指有一些年轻人学术上被拖垮了。我听到也很吃惊。我们就是缺大项目，今后我们还要注意申请大项目，但是，他们的大项目却拖垮了一些年轻人，那又说明什么？是不是还是欠缺某种文明？北航强调有组织研究，与我们所说的有组织创新差不多。上个月在北京，北航的怀进鹏校长有一个发言讲得很好，他说，一方面，要有组织地研究，另外一方面，也要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大树底下不长草”。我不知道我们学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好乘凉，另一方面又不长草。我的观点是，我们肯定要大项目，有组织地创新，有组织地研究，这是需要的，但同时我们的科研文明怎么去避免“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现象，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上个月，某著名大学的书记跟我讲他们的一个院士领衔的团队的故事。那位院士团队曾经做得很大，而且产学研做得非常好，江总书记曾经到他们那里参观过，还有跟江总书记合影的大幅照片。现在，这个院士团队碰到问题了，产业也出了一些问题。这位院士自己也很痛苦，很伤脑筋。这不是我们学校的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得到某种启示，怎样才能可持续发展？这应该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下面这个故事是我们学校的。最近，审计结束后，某学院的领导给我们讲的。他们学院的一个团队为国家的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通过审计之后，回顾他们的发展历程，他们感慨道：“眼见起高楼”——一下子发展起来了，高楼立起来了；“眼见宴宾客”——热火朝天，热气腾腾，红红火火；“眼见楼塌了”——团队出了问题。问题也出在某些不文明的事情上。当然，我希望这个团队绝对不要垮掉，也不应该垮掉。学院以及学校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去帮助，使得他们今后能够继续发展。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从发展的眼光看，我们要想可持续发展，最终还是要有教育文明。如果我们的发展还停留在早期那种非常规的思维上，那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所以，我们要想持续发展，就得要讲文明。之所以说楼塌了，就因为我们早期发展中采取了一些不文明的手段，这些不文明的方式早期发展可能会见效，但是可持续发展会遇到问题。

　　（10）大学的格调

　　这也是大学文明的一部分。

　　■上个月我们在北京学习的时候，陈希同志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刚开始规定收入12万以上要报个人所得税那一年，清华大学上缴的个税是全国的万分之一。一个大学上缴全国个税的万分之一，说明他们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缴税的。我说这个话可能有的同志不一定会认同，有同志认为，你们就应该帮助我们少缴税。陈希同志还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全国有名的大老板，有一次找到陈希同志，说他有一个朋友要读MBA，考试成绩差几分，请陈希同志帮忙把这个人给弄进去。陈希同志当时是清华的书记，他说不行，清华是很严格的。然后这位老板跟陈希同志说，你知道不知道我已经答应给学校捐两个亿？陈希同志说，我知道，如果你因为这件事情改变主意，我能够理解。如果你不改变主意，那我更欣赏、更钦佩你。最后的结果是，陈希同志没有帮他办那件事，两个亿还是拿到了。我很佩服，不得不说清华大学的确更有格调。

　　■国外也有类似的例子。剑桥大学就曾经拒绝过烟草公司的捐款。当年英国烟草公司曾想给剑桥大学捐3亿英镑，3亿英镑不是小数字，但剑桥拒绝了，原因是剑桥大学认为，烟草公司的钱是肮脏的，剑桥不能接受；另外，捐赠不能影响学校的独立精神和办学传统。

　　（11）大学的民主

　　民主在大学里是非常重要的。

　　■1995年，康奈尔大学工学院建议在2000年前建造一个科学实验楼，教授和学校有关方面论证后，预算4000万美元。大概是因为这个大楼涉及到其他的学院，其他学院的教授有意见，后来就讨论、妥协，结果预算增加到5850万，直到2000年科学实验楼也没有能够完成。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民主的代价。有人讲，民主“将崇高变成平凡，将神圣变成庸俗，将神秘变成公开，将简明变成烦恼……”，那这个民主不是一个坏东西吗？要它干什么？尽管民主有可能将崇高变成平凡，将神圣变成庸俗，但大学不能够没有民主，民主的确有时候要付出代价。就某一个个体的事来讲，民主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就总体来讲，民主肯定是对这个学校的发展有好处的。这有一点像交通规则，遵守交通规则对于一个个体人来讲肯定不是最优的。如果我不遵守交通规则，我自己可以找到更便利、更节省时间的路径和办法，但是对于整体来讲，遵守交通规则一定是最好的办法。

　　■回想一下，我们学校也是有经验教训的，比如说光谷同济医院的选址。我们最初的选址是在南二门和南三门之间，奠基仪式都举办了，但是最终这个方案没有进行下去，这是我们的民主程序没有到位。比较一下，机械学院大楼建在原电影场的地块上，其影响可能更大，但是那件事的民主程序走得好一些，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这就说明民主是非常重要的。

　　（12）管理

　　管理是能体现文明程度的。

　　■中南大学压缩行政经费，一年节约了1700万，这是他们张尧学校长跟我说的。我不知道细节情况，湛毅青同志可以具体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们一年可以节约1700万的行政经费。

　　■我简单提一下这次审计带来的冲击波。这次审计分成了四个组：科研组、产业组、综合预算组、收费组。大概很多院系已经强烈感到对我们科研项目审计的冲击波是很大的，当然我要负总的责任。这说明我们还有很多管理制度不健全的地方，或者是有制度执行不力的问题。不管怎么讲，审计暴露出我们管理上的不文明。审计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对我们学校今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意思是说它可以规范我们的管理，提升我们管理的文明程度。

　　（13）不端行为

　　■有一个学生叫陈静（也许非真名），是武汉某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的硕士毕业生，在香港城市大学数学系修读博士，读一年级的时候她选修了副教授戴xx任教的应用分析选论课程。因为该课程将举行期末考试。考试之前，陈静将一万元港币放进戴副教授的信箱内，就是希望教授能够提供考试试题和答案，后来戴教授向廉政公署举报此事，并且将一万元交给廉政公署。不久，廉政公署把这个学生给抓起来了，拘捕并起诉了她。

　　■大家都知道韩国的黄禹锡，他是非常有名的。本来黄禹锡被视为韩国科学界的骄傲，后来丑闻曝露之后，首尔大学马上把他开除了，但是我很感慨的是，据说最近黄禹锡又做得不错，在韩国京畿道政府支持下，黄禹锡继续从事克隆研究。他的团队2011年10月宣布利用狗的卵细胞，成功异种克隆8只列入濒危物种的郊狼。这证明他这个人还是有能耐的。

　　联想到我们学校，曾经也有不端的事让我们纠结过的。我们的处理也有过不太严格的例子。

　　（14）追寻新的文明

　　■“一向最精英的院校也许会采取这样的策略，即依靠他们的声望和富足将自己与变化隔开，继续做他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并继续满足于他们在高等教育中固有的特色。”比如加州理工，普林斯顿等等，这些学校相对来讲更保守一些。这种类型的学校社会也是需要的。另外有一些学校就更开放一些，比如说英国的WARWICK，是60年代才成立的，不是历史悠久的大学，现在在一些领域已经做得非常好。好多年前我看到一个资料，WARWICK的数学在英国已经排到第二，他们可是60年代才成立的。他们还有一个“制造集团”，做得很大。还比如荷兰的Twente大学也是很开放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们通过创业项目与计划，让学生发挥潜在的创业精神，还设立了四大平台：一是体验式学习。在全球各地创业/学术中心修读特定课程，边上课边实习。新加坡国大还搞了海外学院，比如说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究院，今年5月29日建成开幕典礼，研究范围包括能源、环境科技、生物科学工程、高级电子器件、纳米等等。二是创业支援。通过多个管道包括国大企业机构，孵化器，导师制度，种子基金，建立人脉网络，投资者配对及其他的支持服务。三是与业界合作。四是创新创业模式与思维研究。可见，新加坡国立大学在采取很多措施，这也是他们在追寻新的教育文明。

　　2.大大问题

　　问问自己：

　　（1）我们的传统文明是否适应新的形势？

　　比如说人才培养，我们传统的人才培养，课堂教学就是灌输，这种方式怎么样呢？我们的科研方面部分是需求驱动。需求驱动还是值得提倡的，尤其是面向经济的。但是功利驱动就肯定有问题。我们的科研文化中功利驱动的成分是不是太大了，我想肯定是这么回事。另外，老板文化还是存在的。管理上，我们的人治，追求效率，但是有时候我们似乎效率又很差。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过分关系依赖。

　　（2）从世界现代大学文明看，我们的文明处在什么阶段？

　　（3）我们的发展是否应该有某种形式的转型？

　　（4）我们欠缺文明吗？

　　（5）在欠缺文明的条件下有可能一流吗？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希望世界一流。如果我们欠缺文明，甚至学校有很多不文明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可能实现一流？

　　（6）我们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卓越？

　　（7）我们怎么让学生自由发展？

　　（8）我们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培养？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9）在华中科技大学，教师的地位与责任究竟是什么样的？

　　（10）我们的干部、教师应该有什么样的文明素养？

　　（11）当今是否应该有新形势的大学文明？

　　（12）大学的社会责任到底包括哪些？

　　（13）如何保证大学的民主和自由？

　　（14）如何鼓励科研中的“好奇心驱动”和“兴趣驱动”？

　　（15）如何处理团队协作和独立方向？我以前在一些场合提到过，我们是鼓励团队协同，但是同时也希望我们的教授们要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方向。实际上就是不要形成我前面所讲的 “大树底下不长草”。

　　（16）我们科技成果的转移到底应该走多远？

　　（17）我们离文明的管理有多远？

　　存在问题：

　　仔细想一想，我们学校方方面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是存在着文明缺失的。比如说教育，我们对教育宗旨的理解。对教育宗旨理解不是嘴巴上说得漂亮。现实中，恐怕我们有很多人把学生就看成是一个被动接受知识的机器。这样的教育宗旨肯定是不文明的。即使是教学的手段，如果我们尽可能利用先进的手段，这也是文明程度的反映。在我们学校，教育者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是不是还大了一点，甚至太大了一点。这其实还是不文明的表现。

　　在研究方面，我们的驱动力主要是功利驱动，这样的研究文明还是欠缺的。至于说研究方式，功利驱动导致研究方式不深入。在经费的使用上，这次审计发现很多问题，应该说我们发现的一些现象不是一点不文明，而是很不文明的。还有老板文化…… 管理上，我们还欠缺一些制度。近年来，我们在制度健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但是这个改善还没有完，我们还不能说我们的制度是完善的。更重要的是制度的权威。有制度，或者是有规矩，但我们却没有按照制度办事。我们的国人特别灵活，变通特别多，这也算是特色。对一些制度或规矩，我们总可以有很多的变通的办法。我举一个例子，学校的职称评审是有一些规矩的，其中有必要条件。什么叫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就是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是不行的。但是，似乎很多年都有这种情况，XXX的必要条件没有，但什么什么原因一说就又变通了。我们往往有很多规则可以因为大牌人物的一句话，或者是什么什么方面的原因就变通了，这些规则的权威性也就打了折扣。

　　风气问题。我相信这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尽管是社会问题，如果我们醒悟得早，还是有利于学校发展的。比如说关系依赖，我承认一点，关系不讲是不行的，尤其是在中国。据说关系现在已经被外国人当成外来语了，这可是我们的文化输出啊！但是过分关系依赖，肯定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不能不讲关系，但是不能过分依赖关系。

　　我们学校还存在对不端行为的容忍。

　　江湖味侵蚀学术，这也是一种社会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很无奈的。假如说把清华、北大跟我们比，我估计我们的江湖味会更重。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真正要想科学育人，我们不能够让江湖味过分侵蚀学术。我今天读到一篇文章，是讲我们这个社会的粗痞风气。当一个社会整体上社会公平正义缺失，价值观缺失的时候，粗痞之风就会盛行开来。这当然有社会的根源，但是作为大学来讲，如果要引领社会文明的话，我们总归要在这方面做得比社会好一点；如果想追寻一流的话，我们也应该在这方面做得比别人更好一些，否则是很难一流的。

　　3.悠悠文明

　　（1）现代大学文明200年

　　有人将现代大学文明从洪堡那个时候算起。后来，威斯康星大学提倡的社会服务也开了大学文明的一代先河。今天，很多大学还在追寻新的文明。创业型大学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大学文明，像刚才我提到的英国的WARWICK大学，也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

　　技术发展是不是会催生新的教育文明？包括手段上的，比如说网络的发展对教育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未来中国大学的竞争主要取决于文明进化的速度与程度，尤其是一流大学。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尽早觉悟的话，可能是有问题的。

　　大学文明至少应该部分起到引领社会文明的作用，真正的一流大学是应该起到引领作用。大学不能够仅仅只是一个社会的风向标，那你这个大学的档次是不够的。

　　中国一流大学的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最近这些年，中国大学发展非常快。这在我们学校就可以看得到，在研究方面，我们开始在《自然》《科学》等世界顶尖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

　　华中科技大学也到了要追寻大学文明的新阶段。我们现在处在什么阶段？从文明角度来看，我们正处在从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转移的时期，我不知道这个判断是不是有道理。或者说，我们学校的发展到了从粗放式发展到文明进化的阶段。

　　（2）我们已经有所觉悟

　　在2011年党代会上，学校党委提出的三大战略转变就是一个例证。这些年，学校注重价值观的塑造，也重视精神风貌定型。如我们把“育人为本，创新是魂，责任以行”作为我们的价值观，认为“开放、引领、竞争、转化”最能体现华中科技大学的精神风貌。

　　粗放、跨越、超常规为主的发展方式已经基本上过去了。今后局部可能还会有跨越的、超常规的发展，但是总体上、主体上那种发展方式已经过去了。

　　（3）我们要有信心

　　如果说发展要转型的话，我们要有信心。应该说，我们的发展现状在大环境中还是相对比较好的。我前面讲的那么多小故事，有很多正面的、积极的，反映出我们学校好的方面、文明的方面。我们在某些方面还是觉悟得比较早的。包括我们的党代会，我们的制度建设，我们有好的基础，等等，我们应该对转型发展有信心。尤其是最近的正在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们可以以此为契机，照照镜子，为我们的学校、为我们的院系照照镜子，哪些方面还做得不够，哪些方面还欠缺文明。照镜子，洗洗澡，一方面是为集体的发展，为学院、为学校，另一方面，作为党员干部来讲，我们自己也要对自己照照镜子，查查问题。

　　（4）大学精神

　　我一直避谈大学精神。有校友、校内的大教授就问过我，到底我们的大学精神是什么？曾经有一位说把竞争转化作为大学精神是不是太俗气了一点。我说，你们误解了，我不是说竞争转化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大学精神，那是一种大学的精神风貌。我一直希望九思同志的“敢于竞争、善于转化”这句话能够永远成为学校的精神风貌。精神风貌和大学精神是两回事。有的学校因为有历史，他们将明德、弘毅，或厚德载物等这些有历史、有文化的词语总结为大学精神。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些词语，但是估计效果不一定会很好。那种情况是和它特定的历史，甚至特定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的。

　　从大学精神的本质来讲，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六个字概括华中科技大学的精神，就是“独立、自由、责任”。独立，对大学而言，我们相对于社会，相对于政府要体现独立之精神。教师要有独立的研究方向，也要有独立的治学精神，这种独立，是大学里必须要有的。自由，包括现代大学公认的学术自由，自由表达，还包括我们提倡的让学生自由发展。有人会问，创新呢？我们不是讲“创新是魂”吗？难道创新不应该成为大学精神吗？我以为，你有独立，有自由，创新就在其中了。责任，我认为，对现代大学尤其是对华中科技大学而言，从我们发展的历史来看，从我们今后发展的条件来看，我们应该把责任特别作为我们的一种精神。这个责任包括我们对学生的责任，培养人的责任……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讲过一句话：“大学对过去和未来应该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我们的年轻人对过去要有记忆，要面向未来，引领未来。一个一流的大学更应该有引领作用，我们也应该把它看成是大学责任的一部分。我认为，倘若真正我们在这六个字上努力，那么华中科技大学的格调、灵魂、宗旨都在其中。

　　（5）教育文明

　　前面我讲了那么多故事，也提出了一些问题，那么，今后我们怎么作才使我们的教育更文明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人的意义上去理解教育？不是把学生当成被动接受知识的机器，而是让学生更好地成为人。我们如何让学生的心灵开放？

　　我们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具体要从什么做起？我一直在跟教务处的同志商量，我们要有一些具体的举措。我们不能指望在三五年就能够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恐怕需要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总归要一点一点做起，很多事情是我们能够做的。

　　我们正准备推行“责任教授”。“责任教授”的职责最关键就是要拉近优秀教师和学生的距离。我们不得不承认，尤其是优秀教师和学生的距离可能远了一点。大家将心比心，如果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学校里学习，我们肯定希望孩子能够与优秀教师有更多的接触机会。有的学生完全见不到我们的大牌教授，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们要教学生学会批判性思维，这是创新教育必须教授的知识。启明学院就在进行这样的努力。

　　新加坡大学推行的大学生体验学习我们是可以做的，美国一些学校推行的“服务学习”（Service Learning）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中南大学张校长告诉我，他们现在抓课堂，就是要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我们现在的教师常规地满堂灌，一堂课讲完了，拍屁股走人。他就强调学生在课堂上一定要和教师互动，这个不难。中南大学现在就在推行这种教学方式，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学习。启明学院的某些做法是不是可以推广？还有学生工作，有一次，我到香港中文大学看他们的学生工作，人家还不讲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的学生工作做得很好，我觉得这都是教育文明的一部分。我们不是空谈文明，而是有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实实在在去做的，落到实处。

　　科技对教学手段的影响，往往带来教学方式的变革，或者说新的教育文明。

　　是否需要适应社会和科技发展的新需求而设立新专业？前不久，在一个范围里我们谈到数字化医疗与卫生。有人提出，有没有可能开设数字化医疗与卫生专业。我印象中刘延东同志不久前跟我们讲话时谈到医疗装备，意思是说我们的医疗装备很多都是进口的，国产的很少。这说明我们国家的理工科和医科的结合还是很欠缺。数字化医疗与卫生有没有可能是新的专业？如果是新专业的话，可不可以有新的运转模式？通常一个新专业的设立，可能在一个学院，有没有可能跨学院来共同办一个专业？

　　最近，光电国家实验室正在筹划一个国际化示范学院。国家外专局支持的，我们暂时叫先进工程学院，准备招一个班学生，跨专业，我们也是在探索之中。我认为，这种探索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要怕失败，探索本身是追寻教育文明的一部分。

　　（6）研究文明

　　如何在学校里鼓励好奇心与兴趣驱动的研究？我觉得学校和院系都可以有所作为。学校有自己学校基金，有自主的科研基金，我们是不是可以支持少数完全凭好奇心和兴趣驱动的研究项目？院系也可以支持。

　　前瞻性很重要。我前面提到机械学院的故事，前瞻对于一个学院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组织创新，大的方面对国家，小的方面对学校、对院系，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事情。

　　多学科交叉，这是我们一直提倡的，也是必须坚持的。

　　我们讲有组织创新，这需要团队精神，但是我们要提倡什么样的团队文化，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我前面提到要避免“不长草”，这种情况要求学科带头人、领头人的人格魅力起相当重要的作用。

　　关于研究经费的使用，可能我们的财务部门、科研部门、院系都要作出共同的努力。

　　（7）大学产学文明

　　产学研紧密结合是我们学校一个很好的特点，也是我们要坚持下去的。我们已经尝到了甜头，今后还要努力。它已经上升为现代大学责任的一部分。

　　我们看一看当代教育家克尔的现代大学观，他认为，一方面，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工具，现代大学有责任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致力于知识探索。“把那些自己能够做好，而别的社会机构不能做好，至少不能像大学做得那样好的社会责任承担起来。”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很多，尤其是在中国，我们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也是可以做得更好的。一般的企业不能像我们做得那样好，以3D打印为例，在很多年前，企业就不可能比我们做得更好。这就给了大学的一种参与社会问题解决的很好舞台，在很多情况下，其他社会机构如企业难以做好的事情，大学却可以发挥作用。参与的结果可能是，我们不仅是可以引领科技的发展，甚至是引领某一个行业的发展，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是很了不得的。大家要把我们的产学文明看成是华中科技大学责任的一部分，要让它真正融在我们的骨子里、血液中。

　　我们的产学文明要坚持并发展下去，而且要在这方面凸显在同行中的特色。丢掉这方面的特色，以后的华中科技大学可能什么都不是。

　　我们的产学文明中还要强调引领和转移，包括技术引领和知识转移。另外，我始终强调学校的产业重在孵化，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要有退出机制，这也应该成为我们产学文明的一部分。

　　知识产权问题。有少数教授认为，成果转化跟学校没有关系，这是不对的。希望院系领导要提醒教授们。学校是很宽松的，转化的成果70%归个人和团队，30%归学校，30%中再拿出一半给院系，学校真正拿到的是很少的，只有15%。院系的领导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提醒教授们，你的成果转化并非与大学无关，要审计起来，说严重一点，那可以叫做国有资产流失。因为成果是学校的，那不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吗？这次审计中发现一些问题，我们当然可以理解，这是大环境的影响，但是，总是要负一定的责任。

　　（8）大学人事制度文明

　　大学人事制度要体现对教师价值的尊重，对教师责任的规约。怎么体现对教师价值的尊重？希望人事处的同志也好，院系的同志也好，大家都可以跟我们出主意。也不可能说教师想怎样就怎样，让教师有那么绝对自由，这也不可能。教授应该履行他相应的责任，我们怎么去保证教师队伍的质量？如何从人事制度上使教师更“文明”？我们的教师中不文明的现象是存在的，个别很恶劣的情况也有，对学生极其不负责任的也有。科研中的不文明就不用说了。总而言之，我们要怎么从人事制度上使教师更文明？如何使张益唐之类的人能够呆住？张益唐这种人即使在国外一流大学也不可能是很多的，要有合适的环境使这种人可能呆住。

　　（9）管理文明

　　我们要建立大学章程。教育部规定我们必须在明年6月份之前完成大学章程的制订。这是制度，我前面提到，我们不仅要有制度，而且保证制度和规则的权威，在制度和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还有行政化，官本位的问题。广大干部应该注意，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我们学校，官本位的因素，行政化的因素要尽量少一些。

　　我们的民主意识也要进一步增强。

　　用信息技术去提升我们的管理文明，这也是必要的。

　　（10）人的文明

　　所有的文明都归结于人的文明。这要求我们首先要有责任意识。我们学生、教师、干部都要有责任意识。其次要有创新精神，包括引领新的文明。一些大学在追寻新的文明，未来我们能不能够甚至引领某种新的文明。此外，我们还应该具备法制意识，干部的服务意识，教育者的良知和底线等。还希望我们尤其是教师队伍中的学气更多一些，江湖气小一点、少一点。

　　（11）文明困惑

　　说到文明，我们有时候也有一些困惑。比如说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究竟我们在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中间怎么拿捏？又比如人事上的严格与宽松，我们怎么把握？一方面，我们要对教师尊重，有一些方面要表现得比较宽松，另一方面，也不能不需要严格。MIT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人事上的严格。还比如有组织创新与自由研究，怎么把握？有组织创新是我们提倡的。即使是一个大的团队，我们也希望尽可能团队中的成员一方面有协同，另一方面也有他们独立的研究方向，可以开展一些自由研究。对于学院来讲，一方面鼓励一些人搞大团队，另一方面，他们中的成员也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有“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和学生中的消费主义。我们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但是也要避免学生的消费主义倾向。如果学生连老师都不尊重了，认为自己是上帝，一切都要以自己为中心，完全站在自我的立场上，这也是一个问题，需要好好引导。再比如轰轰烈烈与宁静自由。我们强调社会服务要轰轰烈烈，社会服务的事情很容易做到轰轰烈烈，然而，洪堡是很强调宁静自由的，这两方面我们要把握好的。我们常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有时候，这竟成了我们容忍不端的开脱之词，需要我们好好把握。特色，国情，校情与文明，我们要有特色，要坚持特色，但不能让特色成为我们容忍不文明的理由。

　　结语

    希望大家注意的是，转型是会有阵痛的，有时候甚至会在一段时间影响我们的工作，影响我们的业绩。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转型是哲学意义上的否定。大家不要认为转型是对我们过去工作的否定，前面我已经申明过。按照斯宾诺莎的说法，“一切规定都是否定”，这的确是哲学意义上的否定，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转型期别丢掉了坚持。说到转型，我们该坚持的一些东西一定要坚持，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产学文明。

　　希望我们能够不断进化。我们已经有某种文明自觉，而追寻文明是所有的干部、教师、学生的事情。其实文明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身边有很多文明的例子，我前面讲的小故事已经说到了。同时，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不文明，希望我们的干部们、教师们都仔细想一想，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我们自己照照镜子，看看身边有什么不文明的现象。

　　希望今后大家共同努力，让身边的工作更文明一点。如职能部门可以仔细想一想，你们的工作怎么更方便我们的教师和学生，这样做就是使你的工作更文明。文明不是什么很大不了的事情，每一个干部都可以跟自身工作结合起来，去做一点文明的贡献。

　　希望让文明成为我们的生活工作方式和习惯。当文明真正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方式和习惯的时候，它就是真正的文明了。

　　网上有个段子，把中国的名校都调侃了一遍，其中对我们学校说的是：“昙花一现华科大，怨天尤人没身价。”我想，我们可不能够怨天尤人，我们要不断追寻文明。不断追寻文明，我们就不会昙花一现；不断追寻文明，我们方能可持续发展。“身价”就在文明中，文明之后才一流。

　　谢谢大家！